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谈赵树理文艺创作的眼光、态度与方法

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谈赵树理文艺创作的眼光、态度与方法
2026-09-14

老舍(右)、王亚平(中)、赵树理(左)在一起研究曲艺创作。图片来自《中国曲艺志·北京卷》

1958年春节期间，赵树理（前排右一持鼓槌者）在家乡（山西省沁水县嘉峰镇尉迟村）与乡亲们一起合奏八音会。图片由赵飞燕（赵树理孙女）提供

今年是赵树理先生诞辰120周年。众所周知，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大众文艺的典范代表、“山药蛋派”开创者，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作家。他长期扎根乡土民间，深耕群众文艺，以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为世人留下了一批人物鲜活、故事生动的经典作品。综观其数十年的创作生涯，除了小说，他还涉足戏曲、曲艺作品，其各类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他根据传统剧目整理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至今仍在传演，鼓词《考神婆》《石不烂赶车》、快板《谷子好》、评书《灵泉洞》等曲艺作品脍炙人口，而小说《李有才板话》更是因为作品中融进了大量快板的表现手法，一经发表就迅速传播开来，深受老百姓喜爱。丰富的创作实践充分印证了赵树理对民间艺术的熟稔和重视，也可见来自民间的传统戏曲、曲艺并非其创作实践中的点缀，它们不仅深刻影响赵树理的创作，更是其文艺眼光、创作态度与艺术方法的重要来源，由此也促成他形成一以贯之的创作主张。

深入民间、扎根群众的独特文艺眼光

赵树理自幼在地方戏曲、鼓书、秧歌等民间艺术兴盛的氛围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余，对各类曲艺形式的艺术特点和群众的欣赏习惯等了然于胸。曲艺作为千百年来浸润民间的艺术形式，历来就是连接文艺与广大群众最直接的纽带，他明确提出过：要写老百姓看得懂、喜欢听的作品。这样的成长背景和创作认知，使赵树理自然而然地会从曲艺这片丰沃的民间文艺土壤中汲取养分，自觉地将曲艺的创作思维贯彻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1958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上刊发过赵树理的文章《从曲艺中吸取养料》，开宗明义地表明：“曲艺是高级的，同时又是普及的。”文中如数家珍地列举了许多传唱不衰的曲艺经典，且结合自身创作实践，语重心长地寄语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研究和学习民间曲艺的乡土气息和烟火趣味。

赵树理多次撰文强调向曲艺学习的重要性。在《谈曲艺创作》一文中他强调：“曲艺是一种民族形式的艺术，是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我们过去对曲艺注意不够，作家写曲艺的很少，今后我们要注意曲艺，学习曲艺。”他还指出：“中国的传统优秀作品和西洋优秀作品都是优秀作品，各有长处。有的想把曲艺‘提高’成西洋的东西，把曲艺提高成‘歌剧’，这是不正确的。”

时至今日，这些文章的价值和意义仍不容小觑。在赵树理的创作理念中，曲艺是最贴合群众、最具生命力的文艺形式。从小生活在说说唱唱的民间文艺环境中，又精通农民的语言表达、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故而，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始终以平视、共情的眼光看待乡村的土地和农民。

他曾不止一次坦言：“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他要让文学成为服务群众、占领民间文艺高地、传递乡土声音的有力武器。

正是由于具备了源自曲艺的民间眼光，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始终聚焦的是普通农民的生活百态、喜怒哀乐，始终关注的是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矛盾变革，从而让真实鲜活的乡土中国走进了普通民众的阅读视野。回顾他的作品，那些呼之欲出的北方农村的泥土气息，那些符合乡土社会发展逻辑的生活细节和贴合农民表达习惯的人物语言，无不来自这种深入民间、扎根群众的独特文艺眼光，这也是赵树理的作品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仍拥有鲜活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尊重传统、服务大众的真诚创作态度

传统曲艺源自民间、生长在民间，其通俗易懂、“小巧轻便”、寓教于乐、言近旨远的特质，深刻影响着赵树理的文艺价值观。他始终以尊重谦和的姿态对待民间文艺，以辩证务实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如何将传统曲艺的精神内核提炼、升华，从而创作出让老百姓接受和喜爱的反映社会变革下大众的新生活的故事。

早在抗战时期，赵树理就积极投身于民间文艺的改造工作，立足曲艺进行改编创作，目的就是通过群众熟悉的说说唱唱的曲艺形式，把抗战思想、进步思想入情入理地传递给广大民众。除了大家熟悉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小说，他还亲自改组乡村戏班、新编剧目《韩玉娘》《邺宫图》等，更是在自己主编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大量快板、鼓词、故事等，浅显生动，朴实幽默，备受群众欢迎。他深知，传统曲艺的深厚历史积淀与广大民众的欣赏习惯密切相关，所以，改造民间文艺首先要尊重其自身规律，不能凭空推倒重来。因此，他的文艺创作从来不是简单地把旧形式套上新内容，而是遵循曲艺自身的艺术特点调整内容，让新思想与传统形式自然融合，这样，既适应了群众的欣赏习惯，又很好地起到了思想引导的作用。

他始终把农民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喜好作为出发点，把老百姓能不能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作为首要标准。换句话说，正是这种尊重传统、服务大众、真诚坦荡的创作态度，使得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实践始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通俗鲜活、质朴灵动的本土化创作方法

提起赵树理的文艺创作，最为人们熟知和津津乐道的一定是那些人物鲜活、情节生动、对话精彩的小说作品，很多还被改编、移植为地方戏曲、电影等其他多种艺术形式。其中，对曲艺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化用，正是格外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地方。

赵树理小说的文学独创性，核心恰恰就是他将曲艺的叙事逻辑、语言艺术、节奏音韵等，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构建了符合许多中国乡村读者审美习惯的通俗文学叙事体系。

其一，线性连贯的叙事结构。

赵树理的小说鲜有复杂的时空交错和大段的心理独白，而是以单线连贯的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首尾呼应，环环相扣，脉络清晰，通俗易懂。这种完全贴合民间曲艺叙事逻辑的小说结构，跟农民群众长期受传统戏曲曲艺影响而形成的欣赏习惯较为吻合，流畅通顺，毫无阅读障碍。

其二，口语化、音乐化的语言特色。

赵树理曾坦言：“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翻开赵树理的任何一本小说，扑面而来的便是带有民间说唱特点的韵律和美感，那些脱胎于乡村口语和曲艺唱词的语言文字，质朴生动，朗朗上口，自带节奏感，不见半分书面化、文人化的晦涩表达。特别是人物的对话，非常符合书中人物的农民身份，叙事部分的语言同样兼具通俗性和音乐性，实现了“可读、可听、可诵”的曲艺文学式的艺术效果。

其三，戏剧性、生活化的人物塑造。

赵树理写人物，从不刻意进行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举止，通过人物间的日常琐事、矛盾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鲜活立体，真实可感。无论是《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还是《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以及《登记》中的燕燕、小飞娥等，每一个人物都有着乡村百姓的真实底色。

此外，他还特别擅长用起绰号的方式来刻画人物，这也正是民间曲艺里最常用的塑造人物的技巧——形象、精准，一听就忘不掉。例如《小二黑结婚》里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人物身上迂腐迷信、好装老成和热衷交际、不服老的性格特点，寥寥几笔便勾勒得清清楚楚，既风趣又凝练，人物立马就“活”了起来。这也是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的生动体现。

回顾赵树理的创作历程，不难看出，曲艺是他进行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源头。民间曲艺的滋养，赋予了他深入民间、扎根群众的独特文艺眼光，塑造了他尊重传统、服务大众的创作态度，奠定了他通俗鲜活、质朴灵动的本土化创作方法，很好地实现了文艺创作艺术性、大众性、时代性的融合统一，自成一派，独树一帜。

今天，重新梳理和探讨赵树理坚持从曲艺中吸取养料的创作理念和实践经验，对于更好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文艺创作唯有扎根民间的沃土，传承民族艺术根脉，贴近民众真实需求，才能拥有“苟日新，日日新”的长久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作者:蒋慧明)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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