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节一)一九九四年春,泸城舞厅街刚亮灯
我跟大伙儿说,这事儿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可那时的我,是真没脾气。
我姓坤,街坊叫我阿坤,今年三十整,在泸城舞厅街的“夜巴黎”当领班。我有个改不掉的毛病,笔头太细,兜里永远别着一支蓝杆圆珠笔,见天不记两笔就睡不着。街上的老板拿我打趣,说阿坤你那本破账顶个屁用,雷五爷要收钱,你那支笔能挡住他?
我当时也这么觉得。笔尖在纸上划,心里头却在抖,这就是头两年的我——记账是怂,纯属给自己壮个胆。
泸城是江边一座不大不小的城,舞厅街挨着老码头,青石板让江水沤得发亮。九四年那会儿,一到傍晚上千盏霓虹次第亮起,半条江都是红的。这条街归雷五爷看场。雷五爷不是本地人,北边下来的,早年间跑过车皮跑过船,后来洗手在泸城扎了根,娶了本地媳妇,开了间茶楼当门面。他手下拢着十几号人,白天在街口摆茶座听书,晚上分头进各家舞厅收台费和台位费。
雷五爷立了一条铁规矩:台费一月三涨。我把这事儿记在账上,白纸黑字:头个月每台位收八十,抽头二十;第二个月涨到一百二,抽头三十;第三个月直接翻到一百六,抽头四十;到了月底,他手下小六来敲门,说五爷发了话,下月每台位两百,抽头五十,逾期不交的,停水停电,连霓虹都给你掐了。
为啥一月三涨?后来我慢慢咂摸出他的算盘。雷五爷养着那一帮人,北边还有债主盯着,他得让街坊觉得他随时能翻脸,才镇得住。涨得越勤,越没人敢琢磨“凭啥”。这叫拿街坊的饭碗当天平,今天压一两,明天压半斤。
有一回街东头红玫瑰的老吴迟交了两天例钱,小六带人把红玫瑰的霓虹掐了半宿。老吴媳妇摸黑来借电闸,眼泪汪汪的,我记了一笔:四月十一,红玫瑰迟交两日,霓虹被掐。那晚我躲在账台后,忽然觉得这本账,记的不是钱,是街坊的脊梁骨,一根一根被人踩弯了。
夜巴黎的老板姓周,外号周矮子,面软心也软。每次小六来,他先把钱数齐了塞过去,陪着笑说五爷慢用。我躲在账台后头,把每一笔都描进本子:几月初几,谁收的,开了收据没有。三年下来,我记了厚厚一本糊弄账——说是糊弄,其实一笔没糊,谁哪天交了多少,连小六那天穿的什么色衣裳都记了。街上的老板都笑我轴,说阿坤你记这些干啥,雷五爷翻脸可不看你的账。我笑而不答,笔尖没停。我心里有数,账这种东西,平时看着是纸,到了关口,就是理。
阿妹是这条街上我最心疼的小姑娘。她十六岁从乡下上来,爹娘在镇上种橘,供不起她读更多书,她自己摸着收音机学歌,嗓子像刚淬过的银铃。头一回登台唱《一生何求》,台下人听傻了。我看着她入的行,手把手教她对麦克风别太近,教她谢幕腰弯三分。她叫我坤哥,笑起来两个酒窝,闲了爱去街尾录像厅,看那些港产歌星的录像带学咬字。
她刚来那阵,连麦克风都不敢拿,手抖得厉害。我陪她在空场子里练了半个月,从《一生何求》练到《晚秋》,她说坤哥我这嗓子是老天赏的饭,不能糟蹋。我答应她,这辈子只要我在夜巴黎一天,就护她站着把歌唱完。谁承想,先破我这诺言的,不是别人,是雷五爷的人。
出事那天是三月十八。雷五爷的小舅子来听歌,点名要阿妹唱《晚秋》,唱完往台上扔了二十块,说妹子下来陪五爷喝一杯。阿妹不肯,缩在后台。小舅子变了脸,冲上来拽她胳膊,周矮子上前拦,被推了个趔趄,后腰撞在音箱上,半天没直起身。
雷五爷的人把灯关了一半,留一束追光打在台上。我躲在后幕缝里,攥着话筒线,手心里全是汗,线皮都让我掐出了印子。小舅子冲台下喊:“今儿个这歌,得跪着唱完,唱不完别想下台!”
阿妹跪下了。她穿着那条我陪她去裁的碎花裙,跪在台板中央,对着空了半边的场子,把《一生何求》一句一句唱完。声音发抖,可没跑调。唱到“偏偏世事常难料”,泪砸在台板上,我隔着幕布听见那声闷响,像砸在我心口。
那一晚我回到租屋,把本子翻到新页,写:三月十八,雷五小舅子逼阿妹跪唱,未开收据。写完我对着灯坐了半宿,没敢出门——我怕一出门口就忍不住去跟雷五爷拼,可我拿什么拼?一支圆珠笔?这口气,我先咽下了,可账上,已经记下头一笔恨。
![]()
(节二)那年夏至后,泸城连下半月的冷雨
人怂不是一天怂成的,可人硬,往往是从一笔账开始的,这话我后来才信。
雷五爷一月三涨的规矩,到了夏天成了街上的铁律。夜巴黎每月交出去的台费加台位抽头,从一千五涨到了三千八。周矮子撑不住,悄悄把歌手工钱压了三成,阿妹月钱从六百掉到四百二。她没闹,只是夜里练歌,声音哑了,像蒙了层灰。
阿妹闲了还爱去街尾录像厅,看那些港产歌星的带子,回来对着镜子练口型。有一回她问我,坤哥,我是不是该回镇上种橘去。我骂她没出息,转头自己却把她的月钱悄悄补到五百,记在另一页,没让她知道。我记账有个习惯,收据分蓝红两色,蓝的当场收讫,红的欠着,三年下来红笔比蓝笔多出一截,那多出来的,都是咽回去的硬气。
我那本糊弄账越记越厚,不光记夜巴黎,街东头红玫瑰、街尾蓝月亮,我也顺手记。谁家钱哪天被收,收的人报没报数,我拿蓝杆笔一笔一笔描。有回马三——加代手底下的兄弟,来泸城办点事,在我这儿喝了两盅,看见我记账,咧嘴笑:“坤哥你这账比衙门的地契还细。”我说你懂个屁,这是保命的。马三说行,你记你的,有事儿言一声。马三这人嘴碎爱面子,小事抠门,可大事不含糊,那晚他掏钱帮我结了酒账,自己还嫌贵嘟囔了半条街。
马三这话我当初没当真。真到事儿上,是常鹏的线,把我这根针穿进了广州。
常鹏是加代跟前的二哥,管事周全,手底下饭馆的供货车队每月路过泸城,拉一车水产往南送。那司机姓老贺,嘴严,每次在夜巴黎后门卸货,我都给他递碗热汤。有一回我借着送汤,把话递出去:“老贺哥,我跟广州的加代哥,搭得上话不?”老贺眼皮不抬:“加代的名头,谁不认。你有话,我带。”
我就托老贺带话进广州:泸城舞厅街有个雷五爷,一月三涨,逼得歌手跪着唱,问加代哥愿不愿管一管。话写在纸条上,塞进老贺烟盒。我记一笔:六月廿三,托常鹏车队老贺带话广州,言及雷五。
纸条带没带到,我头俩月不知道。可怪的是,从那往后,小六来收钱,话里多了句:“上头有人问起你们街。”我听在耳里,笔头更勤了。有一回小六的传呼机在街口公用电话亭响个不停,他跑去回话,回来脸色就不大好,问我:“你这本账,广州有人瞧过?”我装糊涂说记着玩儿的。他盯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天夜里我翻账,算了一笔总账:三年十二家,雷五收走的例钱连抽头,拢共有八万出头,开过收据的不够一成。我把这个数默默记在扉页,心想这哪是账,这是雷五自己给自己写下的供词。
我跟大伙儿说,这世道,你记的每一笔,早晚都有人翻——可那时我还不知道,翻账的人,已经在路上了。雷五爷这边风声渐紧,我这边笔头渐重,两边像拔河,谁先松手,谁就栽。
![]()
(节三)九四年冬月初,加代踏着冷雨进了泸城
加代到泸城,本是谈一桩海货生意。这生意是曾财牵的线——曾财在深圳管钱管生意,跟加代搭了多年伙,听说泸城沿江的鲜货便宜,便撺掇加代亲自来踩个点。加代这一来,本跟雷五不相干。可他听完老贺带回的话,在夜巴黎后头小办公室坐了一夜。
那一夜冷雨敲窗。加代披件旧呢子大衣,面前一壶酽茶,从天黑喝到天亮,茶汤续了三道,一句话没多说。我陪在边上,把那本糊弄账摊开。他翻了翻,手指在“三月十八,逼阿妹跪唱”那行停了停,抬眼看了我一下,又低头。
他问我三句话。
头一句:“这街上,挨过他收的,不止你一家?”我说整条街十二家,家家有数。
第二句:“他收的钱,开过收据没有?”我说十回里有一回开就算客气,多数连白条都不给。
第三句:“你要的,是出气,还是立规矩?”我愣了,说坤哥我就是个领班,我只想阿妹能站着唱。
临了加代又问我一句闲话:那小姑娘多大了。我说十六。他没再言语,只把茶盏转了半圈。我后来才懂,他越是往心里去,声儿越轻——这是他多年的脾气,越生气,话越少,声音越像压在棉花里。我问他,加代哥你咋不急。他抬眼说,急的事,得慢着办。
加代把茶盏放下,说了三个字:“都给你。”就这三个字,我后来反复咂摸,才咂出分量——出气要,规矩也要,他一并接了。
加代在泸城头一件事,请全街老板吃了一顿饭。地点在常鹏名下小饭馆,一桌十二个老板,鸡鸭鱼丸摆得满满当当。加代从头到尾,一个字没提雷五,只说:“泸城的水好,生意该踏踏实实做。”席间红玫瑰的老板老吴嘀咕:“五爷那边……”加代夹了筷子菜,淡淡接了句:“吃饭。”老吴就没敢再吭声。席上有人偷偷问我,加代哥这是要替咱们出头?我摇头,说人家是来谈生意的,饭是饭,事是事。可我心里有数,肯坐这桌的人,就不再是各扫门前雪了。饭钱他结的,三千二,我记一笔:冬月初三,加代请街老板吃饭,费三千二。雷五爷那边安安静静,像没听见。
加代第二件事,在开演那晚。阿妹养好嗓子,冬月十五夜巴黎有场大秀,海报贴出去,半条街熟人要来。加代头天跟我说了六个字:“把灯,全打开。”
开演那晚出了奇景。两排皇冠车沿街停开,大灯齐刷刷打进夜巴黎场子,亮得人睁不开眼。加代带来的几十个兄弟,安安静静坐在台下,不吵不闹,人人面前摆杯茶,像看戏的规矩观众。雷五爷的人照例进场收钱,小六走到台口,张嘴刚喊“五爷的例钱”,一抬头,两排车灯正照他脸上,台下几十双眼睛清清楚楚看着他。他嘴里的话咽回去,讪讪退到门口,半句没收着。他手底下的几个小子想往前凑,被他一摆手拦了——在那么亮的灯光下,在那么静的场子里,谁先动手谁理亏。
小六退到街对面,掏出传呼机嘀嘀地发了一串,估摸是报信。可他没再往前。那两排车灯像两道墙,把场子围得严严实实,也把他那点心思照得透亮。我站在后台,头一回觉得,亮,原来比暗更让人踏实。
一整场,灯没灭。阿妹站在亮堂堂台中央,把《一生何求》又唱一遍,腰杆是直的。唱完台下掌声起来,小六在门口站了半宿,到底没敢再张嘴。我跟大伙儿说,那是我头回懂,什么叫不战而屈——不是你人多,是光太亮,把人心里那点见不得光的念头照没了。
加代第三件事,让我把那本糊弄账誊一份。原账我留,抄本他收走。他说:“账要两个人手里攥着,才叫账。”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份抄账,后头要派大用场。灯亮过那一夜,雷五爷会怎么还手,谁心里都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