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溥仪大概率不会去东北当汉奸

1931年，那个叫土肥原贤二的关东军特务头子，站在了溥仪面前。

这人身段放得极低，脸上堆满了笑，嘴里全是捧人的拜年话。

那副恭顺谦卑的模样，把溥仪给忽悠住了。

好些年后，溥仪提笔写回忆录，还专门提到了这茬：“瞅着他那张笑脸，你只会觉得，这人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能拿身家性命去担保。”

土肥原抛出来的诱饵，实在太香了：回老家东北，再起炉灶，建个新朝廷。

溥仪心里痒痒，但也多了个心眼，抛出了最要紧的一问：“这新摊子，到底是个啥成色？”

土肥原那是老狐狸了，回话滴水不漏：“当然是您自个儿说了算，完全独立自主。”

这纯粹是鬼话。

可那会儿，溥仪信了，或者说，他打心底里愿意去信。

顶着前清宣统帝的名号，后来又成了伪满的“康德皇帝”，溥仪跑去东北给日本人当枪使这事儿，脊梁骨早被后人戳烂了。

可要把时间轴拉回1931年，设身处地替溥仪算算这笔账，你会发现，让他一条道走到黑的，不光是想当皇帝的瘾，更是因为他经历了三次彻底的“信用崩盘”。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关于“哪里才安全”的赌博。

头一回信任崩塌，得追溯到1924年。

那是10月23号，天刚擦黑，紫禁城里的溥仪听到了风声：冯玉祥带兵进京了。

起初，溥仪压根没当回事。

想当年1912年大清散伙，《退位诏书》可是跟民国签了“合同”的。

那份《优待条件》写得清清楚楚：皇帝名号留着，民国政府拿你当外国君主待，每年给零花钱，祖宗庙宇还得供着。

这可是当年南北双方讨价还价谈下来的，是爱新觉罗家交出江山的对价。

谁知道，冯玉祥这人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在他眼里，皇宫里还住着个皇帝，这革命就不算完。

他想弄个大动静，既能把辛亥革命剩下的尾巴割了，又能去激进派那儿讨个彩头。

11月5号一大早，冯玉祥的手下鹿钟麟，腰里别着枪，带着炸弹，先把皇宫电话线掐了，然后把改得面目全非的新版《优待条件》，直接甩在了内务府大臣绍英的脸上。

新条款那是相当苛刻：皇帝头衔作废，以后就是个平头老百姓；岁币砍到五十万；最狠的是——限你三个钟头，立马卷铺盖卷滚出紫禁城。

绍英苦着脸跑去报信。

这会儿，溥仪正跟婉容在储秀宫里腻歪呢。

一听这消息，溥仪吓得差点没从椅子上滑下来。

紧接着，鹿钟麟又让人传了句狠话：“再不搬，景山上的大炮可就往宫里轰了！”

这一嗓子，把溥仪那点心理防线彻底震碎了。

有个细节挺有意思：文绣和婉容这俩后宫女眷，死活不肯挪窝，鹿钟麟怎么吓唬都不好使。

到头来，还是溥仪出面，好说歹说才把她俩劝动。

真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候，这位昔日的万岁爷，胆子还不如深宫里的妇道人家。

事后，冯玉祥挺得意，觉得自己这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事。

可在溥仪心里，这笔账是这么记的：民国政府先把桌子掀了，毁约赶人。

既然你们不讲信用，那当年的承诺我也就不用守了。

这场变故，直接把溥仪对民国政府仅存的那点念想，掐得干干净净。

被扫地出门后，溥仪面临着人生头一个大难题：这乱世之中，往哪儿躲？

摆在台面上的，其实就两条道。

头一条路，去投奔张作霖。

那时候张作霖手握重兵，也是北京城的话事人，私下里还给溥仪递过话：“皇上您别怕，有俺老张在，没事！”

可这话听听也就罢了。

张作霖那是老江湖，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他想学曹操那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

真要去了大帅府，不过是从紫禁城那个大笼子，换到了张家那个小笼子，照样是只金丝雀。

第二条路，就是跟日本人走。

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个关键人物发力了——郑孝胥。

这老头是溥仪的老师，大清的铁杆遗老，更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

平时给溥仪上课，不光讲史书，还甚至灌输法西斯那套东西。

在溥仪看来，郑孝胥的话那是金科玉律。

他后来打比方说：“我跟郑师傅，那就好比慈禧太后跟荣禄。”

郑孝胥拼了老命鼓动溥仪去日本使馆。

他的理由很直白：眼下这世道，能给你提供“帝王级”保护和待遇的，只有东洋人。

事实好像还真让他说中了。

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为了拉拢这步棋，把自己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溥仪住，见面就是一口一个“陛下”，叫得那叫一个亲热。

这种“捧着敬着”的感觉，对于刚像丧家犬一样被冯玉祥赶出来的溥仪来说，简直就是冬天里的热火盆。

1924年11月29号，溥仪没搭理张作霖，一头扎进了日本驻华公使馆。

这一幕，连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都看明白了，他叹了口气说：“这一进日本人的手掌心，怕是再也出不来了，人家是把他当成一笔还没兑现的横财呢。”

要是说冯玉祥的驱逐只是让溥仪对民国死心，那1928年出的那档子事，就是让他彻底黑化。

那会儿溥仪已经躲到了天津租界，日子虽然过得安稳，可心里始终悬着。

南边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要是真打到天津，新上台的政府能容得下他吗？

就在他整天提心吊胆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砸了下来——东陵被孙殿英给盗了。

乾隆和慈禧的坟被炸药轰开，陪葬的宝贝被抢了个精光，连尸骨都被扔在地上遭践踏。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刨人祖坟那是血海深仇。

更别提，保护皇陵可是当年《优待条件》里白纸黑字写着的。

消息传到耳朵里，溥仪不光是难受，整个人都气炸了，也绝望透了。

原本他对民国政府还存着一丝侥幸，觉得虽然家没了，好歹祖宗还在。

现在连祖坟都被人刨了，民国政府收了孙殿英的好处，非但不严惩凶手，连个像样的说法都不给。

这下子，溥仪心里的账算是彻底算死了：民国政府不光是违约的无赖，更是有着深仇大恨的冤家。

既然这样，只要能帮我复国，帮我报这一箭之仇，哪怕对面站着的是阎王爷，这手我也握定了。

正因为这样，当1931年土肥原贤二挂着那副“老实人”的笑容出现时，溥仪几乎没怎么犹豫。

一方面，是想恢复大清江山的野心在作祟；另一方面，是在关内实在没地儿待的恐惧，加上对民国政府刻骨铭心的恨意。

土肥原许诺的“攻守同盟”、“全力护驾”，恰好戳中了溥仪心里最缺的那块安全感。

好多人说，是冯玉祥搞北京政变，才把溥仪逼反了。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从道义上讲，溥仪自己也不干净。

早在被赶出宫之前，他就跟张勋搞过复辟闹剧，早把退位的承诺抛到脑后了。

在这乱世的大染缸里，谁也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

但要顺着因果链条往回捋，冯玉祥那一赶，是第一把推力，把溥仪推向了日本人的怀抱；孙殿英那一炸，是第二把推力，把溥仪回头的路给断了；而郑孝胥这帮人天天的耳边风，就是最后临门那一脚。

在天津静园的寓所里，溥仪拍板了。

他以为自己去东北，是去当个“说了算”的皇帝，去重振祖宗的基业。

但他没算明白这背后的代价。

一旦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什么时候下船，可就由不得他了。

那个对他笑脸相迎的土肥原，那个尊他为“陛下”的芳泽谦吉，转过脸就把他当成了政治上的提线木偶。

打那以后，日本有了“满洲国”这个傀儡招牌，侵略的步子迈得更大，借口也更冠冕堂皇，中国也因此被拖进了长达十几年战火纷飞的深渊。

老话讲“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溥仪来说，这一脚跨出去，身后是自家祖宗的坟头，身前却是万劫不复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