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党史天地》2012年第21期(王庆莲口述、邓娟整理)、光明日报《文摘报》2012年6月12日、相关口述史料及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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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春天，浙江江山县一间普通民居里，84岁的王庆莲坐在靠窗的藤椅上，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
桌上摆着半包香烟，烟灰缸里已经积了不少烟灰。
可见了面，老人却流着泪说了一句话："姑娘，你能来太好了，你们要是能早几年来多好。"
"外面都说戴老板是魔鬼、刽子手、中国的盖世太保。"她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却平静，"可我在他手下做了三年事，看到的不全是这样。我这一辈子不爱说假话，也不想为谁辩解，我只说我亲眼看见的。"
她抬起手，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在空气中缓缓升腾。
那双曾经在重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里破译密码的眼睛，此刻望向窗外，仿佛穿透了近七十年的时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有两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王庆莲说，"那是1944年到1946年间，我在重庆和南京亲眼看到的。这两件事让我明白，历史这东西，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那两件事究竟是什么？
为何能让一个经历过特殊时期改造、在农村劳动23年的老人，在晚年依然念念不忘？
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回到1943年那个改变王庆莲一生的春天。
【一】战乱中的抉择：一个15岁女孩如何走进军统
1943年4月，浙江江山县城外，春雨淅沥。
15岁的王庆莲站在家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报名表。
母亲站在她身后，眼眶微红，嘴唇抿得紧紧的。
这张报名表，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统局"——在江山县招募人员的表格。
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王庆莲1928年4月出生在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农户家中。
她不到一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只能带着她住在外婆家，靠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
即便生活艰难，母亲还是咬牙把王庆莲送进了学校。
那个年代，农村女孩能读书已经是难得的幸运。
王庆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六年小学读得认认真真，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
可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的炮火很快烧到了浙江。
王庆莲家仅有的几间破房子被日军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一家人连栖身之地都没了。
母亲拼命干活，可挣来的那点钱连糊口都不够，更别说继续供王庆莲上学。
1943年初，王庆莲辍学在家，靠着卖香烟补贴家用。
十五岁的姑娘，正是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可她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挣的钱却少得可怜。
就在这时，军统局来江山招人的消息传开了。
母亲听说后，连夜找人打听情况。
得知军统招的是译电员，不用上战场，每月还有固定薪水，能管饭，她当即决定让王庆莲去试试。
"莲儿，咱家实在揭不开锅了。"母亲拉着王庆莲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你要是能考上，一家人就有活路了。"
王庆莲点点头。
她不知道军统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那是要去打日本人的。
一想到父亲的死，想到被烧毁的家，想到母亲日益佝偻的背影，她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1943年4月，王庆莲和几十个年轻人一起参加了军统的招募考试。
考试内容并不复杂，主要考察文化水平和口试。
王庆莲有六年小学的底子，又是浙江江山本地人，能说一口地道的江山话，竟然一考就中。
她后来才知道，自己能被录取，一半靠的是那点文化，另一半靠的就是这口江山话。
军统局局长戴笠和副局长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军统局本部的译电科也大都是江山人。
戴笠认为，用江山人可以防止奸细混入，而且江山方言外人听不懂，正好可以当作天然的保密语言。
录取通知下来的那天，王庆莲把预付的工资交给母亲。
母亲接过钱，抱着女儿哭了很久。
"莲儿，你要好好干，别给咱家丢脸。"母亲哽咽着说，"等仗打完了，你就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
王庆莲使劲点头，可她哪里知道，这一去，她的人生将彻底改变。
【二】重庆岁月：译电科里的少女与她眼中的军统
1943年6月8日，王庆莲和其他19个同批录取的年轻人——4个女孩，16个男孩——一起坐上了开往重庆的军用卡车。
这批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因为当时抗战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军统人手不够，只能临时招募。
他们一路颠簸，走走停停，花了将近半个月才到达战时陪都重庆。
对于一个从浙江农村出来的十五岁女孩来说，重庆是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
江边的吊脚楼，满街的行人，还有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一切都让她既新奇又害怕。
到达重庆后，王庆莲和其他10人被分配到位于磁器口的一个造纸厂。
那里其实是军统局密本股的打印厂，专门负责印刷密码本。
因为日军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密本股特意设在乡下。
工作很枯燥。
王庆莲每天的任务就是打印密码本，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手指在油墨和纸张间来回，很快就磨出了茧子。
可她不敢抱怨，因为这份工作给了她稳定的收入，让家里终于不用为温饱发愁。
在造纸厂干了一年多后，1944年4月，王庆莲被调回军统局本部，分配到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但领的是少尉的工资。
这次调动让很多人意外。
译电科是军统局最核心的部门之一，能够直接接触各种机密电报，一般人根本进不来。
王庆莲后来才知道，能调到这里，一是因为她工作踏实认真，二是因为她舅舅王威就是译电科华南股的股长。
译电科的工作比打印厂复杂得多。
王庆莲每天要破译大量密码电报，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还要加班2小时。
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他们译，大多数是关于日军的情报。
刚开始的时候，王庆莲经常译错，被上司姜毅英批评得狗血淋头。
姜毅英是军统局里少有的女性高级军官，曾经破译过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在军统内部威望很高。
她对下属要求极严，尤其看不惯王庆莲这种爱打扮、不守规矩的小姑娘。
军统有规定，女特务不准浓妆艳抹，不准涂口红，不准穿奇装异服。
可王庆莲是个爱美的姑娘，十五六岁正是爱俏的年纪，她总忍不住偷偷涂点口红，穿件好看的旗袍。
姜毅英发现后，当众批评她，还给她记了一个大过。
王庆莲心里委屈，可又不敢顶嘴，只能暗暗记恨。
不过军统的生活也不全是压抑的。
译电科每周有半天休息时间，王庆莲就会跑到电影院看电影。
《出水芙蓉》《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这些电影让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后来，王庆莲还迷上了跳舞。
为了晚上不上班，她白天拼命工作，晚上就偷偷溜到胜利大厦的舞厅。
她知道这违反规定——戴笠明令禁止军统人员进舞厅——可她实在太想放松一下了。
在舞厅里，王庆莲认识了一个叫王豪的电影演员。
王豪教她跳舞，一开始她笨手笨脚的，把人家的白皮鞋都踩黑了，可王豪从不生气，总是温柔地鼓励她。
这段灯红酒绿的日子，成了王庆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她后来回忆说："在军统局本部的三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白天认真工作，晚上流连舞厅，生活好不快活。"
可她也知道，这种快乐是建立在危险之上的。
军统内部有严格的督察制度，如果被发现违反规定，轻则挨骂，重则关禁闭，甚至可能被送进渣滓洞。
王庆莲记得，有一对在外地驻站的男女同事，违反规定谈恋爱还怀了孕，被调回重庆后，男的被关进渣滓洞关了半年。
当时那个女孩吓坏了，一直哭，还是王庆莲过去劝她："傻瓜，你哭什么哭，他关六个月，放出来不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
事后果然如此，男的被放出来后，军统没再追究，等于默认了他们的夫妻身份。
这件事让王庆莲明白，军统虽然规矩严，可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只要不犯大错，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三】她眼中的戴笠：不是魔鬼，而是一个讲究的人
在军统工作的三年里，王庆莲见过戴笠很多次。
她后来回忆说："我在局本部工作期间，经常可以见到戴笠。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严，很神气，说一不二，并且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
军统的人都不叫他"戴局长"，而是叫"戴老板"。
每次有人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就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连大气都不敢出。
王庆莲说，戴笠这个人确实很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
外界都说他是魔鬼、刽子手，可在她看来，戴笠至少在仪表和作风上是讲究的，对下属也不是一味地严苛。
军统每周一有例行的仪式，戴笠常常参加，给工作人员讲解近期国际国内形势。
例会结束后，戴笠会要求大家喊口号："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治家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正义为立业之本。好，散会！"
这个仪式给王庆莲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觉得，戴笠虽然手段狠辣，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讲究忠孝节义的。
和戴笠相比，副局长毛人凤要随和得多。
王庆莲经常要预支工资寄给母亲，每次去找毛人凤，他基本上都会批准。
戴笠生气要打人的时候，也是毛人凤出面劝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
可姜毅英以"工作表现不好"为由，不让王庆莲早回去。
王庆莲心里明白，姜毅英这是在针对她，如果现在不回南京，一直在重庆等通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她只好约了6个同样被留下的同事，自己搭汽车、坐火车，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在1946年7月赶到南京局本部报到。
到达南京后，王庆莲不敢再像以前在重庆时那样目无法度，而是老老实实工作。
可姜毅英还是经常批评她，甚至把她关起来，让她反思自己的行为。
王庆莲受够了。
她决定离开军统。
【四】两个被她铭记了七十年的细节
1946年8月，王庆莲趁姜毅英出国度蜜月的机会，向毛人凤递交了辞职报告。
毛人凤问她为什么要走，王庆莲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想让我回家照顾她。"
毛人凤看了看她，没有多说什么，在报告上签了字。
王庆莲没想到，离开竟然这么顺利。
按照军统的规定，一般人想辞职是很难的，可毛人凤居然批准了。
她后来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只是个译电员，没有掌握太多核心机密，也许是毛人凤念及她母亲的情况，总之，她就这样离开了军统。
临走前，王庆莲收拾行李的时候，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这三年来的种种经历。
她想起了在译电科加班到深夜的日子，想起了在舞厅里放肆跳舞的快乐，想起了被姜毅英批评时的委屈，也想起了那两件让她对戴笠印象深刻的事。
那两件事，在外人看来也许微不足道，可对王庆莲来说，却是她判断一个人的重要依据。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5年初。
那天，译电科一个同事因为疏忽，把一份重要电报译错了，导致情报延误。
按照军统的规矩，这种失误要记大过，甚至可能被关禁闭。
那个同事吓坏了，跪在戴笠面前不停磕头，哭着说自己不是故意的，求戴老板饶他一命。
王庆莲当时正好在场。
她看到戴笠沉着脸，一言不发，所有人都以为那个同事完了。
可过了好一会儿，戴笠开口了："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
那个同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连磕头道谢。
事后，王庆莲听说，戴笠之所以没有重罚那个同事，是因为他调查后发现，那个同事家里刚死了人，心情不好才导致失误，并非故意泄密。
这件事让王庆莲觉得，戴笠虽然严厉，但并非不近人情。他会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会轻易冤枉人。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6年春节前夕。
那年春节，因为战事紧张，译电科的很多人都不能回家过年。
大家情绪都很低落，工作效率也受了影响。
就在这时，戴笠突然下令，给译电科所有人发双倍薪水，还特批每人一笔过节费。
王庆莲拿到钱的时候，简直高兴坏了。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当即就寄了一大部分给母亲。
那个春节，译电科的人都过得很开心。
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虽然没有回家，可也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这两件事，在王庆莲心里埋下了种子。她开始觉得，戴笠也许不像外界说的那么坏，至少在对待下属这件事上，他还是有人情味的。
可是，这两件事究竟能不能代表戴笠的真实面目？王庆莲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只知道，这是她亲眼看到的，是她判断一个人的依据。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西郊岱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这个消息传来时，王庆莲正在南京局本部译电报。
她放下手里的工作，呆呆地坐在那里，脑海里浮现出戴笠的样子——那个总是把风纪扣扣得整整齐齐的男人，那个在例会上要求大家喊口号的局长，那个在她眼里"有坏的也有好的"的戴老板。
戴笠死后，军统很快被改组为保密局，由毛人凤接任局长。
军统的势力开始分崩离析，很多人选择离开，也有很多人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
王庆莲选择回到家乡江山，过普通人的生活。
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更加艰难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