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中遭掌掴，打人者身份被披露后，中国记协深夜回应：此事绝不能不了了之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中遭掌掴，打人者身份被披露后，中国记协深夜回应：此事绝不能不了了之

深圳宝安区幸福家园小区，2026年9月10日下午四点左右。江西广播电视台今视频记者吴忠敏站在一栋居民楼门口，衬衫后背被汗浸透了。他来这儿是为了核实“夏尔巴巴”民宿加盟押金纠纷的事，投诉人找到电视台，说交了几万块加盟费，想退出的时候钱要不回来了。

吴忠敏敲开门，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站在里面。他亮出工作证，说自己是记者，想找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对方先说自己只是租户，不是公司的人。

吴忠敏试着解释来意，话没说完，一个巴掌直接扇了过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后来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持续性耳鸣。

那个自称“租户”的人，到底是谁

报警之后，事情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刚才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普通租户的男人，身份暴露了。他姓陈，五十一岁，是涉事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父亲。

一个公司老板的父亲，坐在屋里冒充租户，面对记者亮明身份之后抬手就打。这个细节值得好好掂量。如果他真是租户，跟加盟纠纷没有半点关系，完全可以把记者请出去，或者关上门不理会。可他偏偏选择先撒谎，再动手。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清楚自己跟这件事有关系，也清楚记者来就是要挖这层关系。撒谎是掩护，动手是封口。

事情本身并不复杂。有加盟商觉得被坑了，押金要不回来，还牵扯到商标侵权的官司。加盟商自己跑去要钱，要不回来，就找了媒体。记者干的活儿说白了就是替老百姓跑跑腿，把那些看起来挺正常的事翻过来，看看背面写着什么。

结果背面是一巴掌。

记协的“零容忍”，分量到底有多重

中国记协的反应速度不慢。事发当晚，记协就联系了有关方面，请当地核实情况，关心慰问受伤记者，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正当采访权益。到了第二天，措辞直接升级，用了“零容忍”三个字，说对殴打记者、阻挠采访的行为零容忍，呼吁依法严惩肇事者。

零容忍这话听着提气。但反过来想，如果阻挠采访的事真的已经绝迹了，还需要专门拿出来强调吗？正因为这种事隔三差五就冒出来，才需要反复说、大声说。

我翻了一下近两年的记录，发现吴忠敏的遭遇远不是孤例。

2024年11月，经济参考报两名记者在合新高铁中铁七局项目部的施工现场采访时遇袭，手机被抢夺，记者手部受伤。2025年7月，湖南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因为市民举报问题电缆，面对上门采访的记者，直接把摄像机砸了。

2025年8月，昆明广播电视台三名记者在市民家中采访装修纠纷，涉事装修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夏某某突然情绪激动，拍打摄像机，推搡记者，导致一名女记者头部被撞击、手腕受伤。最终夏某某被行政拘留十日，罚款两百元，涉事公司赔偿记者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两万元。

2026年5月，大象新闻记者在杭州暗访地下助孕实验室，被工作人员暴力拖拽致骨折，警方刑事立案。

把这些事排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动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工地上的，有装修公司的，有搞地下产业的，有开民宿的。但他们的反应模式几乎一模一样——先否认，再驱赶，说不通就动手。这套流程像是某种默认的“应急方案”。

拳头背后的那本账

为什么有人敢对记者动手？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向去看。

一个是法律层面的。记者持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殴打他人、故意损毁财物都有明确的处罚条款，轻则拘留罚款，重则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条文写得清清楚楚，没有模糊地带。

另一个是社会心理层面的。说白了，动手的人心里在算一笔账。他算的是：打这一巴掌，代价有多大？如果代价只是进去蹲几天，出来之后生意照做、日子照过，那这笔账在他看来就是划算的。加盟商的钱不用退了，记者的报道也发不出来了，用几天的自由换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利益，怎么算都不亏。

这种心态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这些年记者在采访中被推搡、被抢设备、被威胁的事，隔一阵就冒出来一件。有些处理了，有些拖着拖着就没下文了。时间长了，在有些人眼里，“记者”这两个字的分量就变轻了。

我认识一个跑社会新闻的老记者，干了十几年。他说现在去现场最怕的不是挨骂，是对方根本不把你当回事。骂你说明还忌惮你，不把你当回事才最麻烦。一个人如果觉得打了记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他不是在冲动，他是在做判断。

一记耳光，打在了谁的脸上

记者这行，说到底干的是替公众跑腿的事。谁家摊上不公平的事，找媒体，找记者，本质上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想让阳光照进来。一个人找到电视台，把自家的事摊开给陌生人看，是需要勇气的。他相信记者能帮他把话传出去，让那些躲在暗处的事暴露在明面上。

记者去了，就是替那些说不出来话的人去问几句。问几句，挨了一巴掌。那以后谁还敢去问？谁还愿意去问？

加盟押金的事，商标侵权的事，本来都是商业纠纷，有商业纠纷的解决渠道。谈不拢可以打官司，可以找监管部门，可以坐下来协商。可一旦有人试图用巴掌把记者挡在门外，这事的性质就变了。它变成了一道公共考题：一个社会到底允不允许有人用拳头来决定什么能看、什么不能看？

答案早就写好了。不允许。只是写好的答案，需要每一次都被认认真真执行一遍。

昆明那个装修公司的事出来后，涉事人被拘留十天，罚款两百。涉事公司赔了记者两万块。处理得挺快，通报也发得及时。可如果换个城市、换个派出所，处理结果是不是一样？如果被打的记者不是电视台的，而是一个自媒体作者、一个网络博主，处理的速度和力度会不会打折扣？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次类似事件的处理，都在给公众一个参照。处理得好，法律就有了威信。处理得含糊，那“零容忍”三个字就悬在半空，落不了地。

那些没被拍下来的巴掌

吴忠敏挨的这一巴掌被拍下来了，被报道了，被记协关注了，被警方处理了。从结果来看，这件事走完了一个完整的流程。打人者被行政拘留，记者得到了慰问，舆论得到了回应。

但还有更多没被拍下来的巴掌。

那些在采访中被推了一把、被抢了手机、被指着鼻子骂了半个小时、被保安架着轰出现场的记者，他们的遭遇可能连一条新闻都上不了。没有视频，没有目击者，没有记协的关注，甚至可能连报警之后都只能得到一个“双方都有责任”的调解结果。

这些没被看见的事，才是这个行业真正的日常。

一个跑了多年调查报道的记者朋友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做这行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最消耗你的不是那些大风险，是那些小摩擦。今天被人拦在门外，明天被人挂了电话，后天被人拍了肩膀说“别拍了”。每一次都不严重，但次数多了，你就会开始犹豫：这一趟还要不要去？这一问还要不要问？

犹豫多了，有些事就永远没人去问了。

保护记者，到底在保护什么

中国记协在声明里用了八个字：“安心履职、无畏发声”。无畏的反面就是有畏。怕挨打，怕被威胁，怕去了现场回不来。记者也是人，家里也有老人孩子，也会疼，也会怕。

要让记者真正无畏，光靠发声明肯定不够。声明是态度，但态度要变成行动，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得让每一个想动手的人都清楚，巴掌扇出去的代价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道个歉、赔点钱就能翻篇的。得让每一个地方的执法者都明白，阻挠记者采访不是“民事纠纷”，是妨害公众知情权的违法行为。得让每一个被舆论监督的对象都知道，拳头挡不住问题，只会把问题从暗处搬到明面上，让更多人看见。

深圳警方这次给了个态度，通报发得及时，处理也算干脆。但这个态度得成为惯例，而不是特例。如果换个地方，换个时间，处理结果就不一样了，那零容忍就还是一句空话。

有一件事值得多想一层。陈某某动手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打记者意味着什么？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也可能知道但不在乎。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一件事：在一些人眼里，记者的采访权还只是一张纸上的东西。那张证挂在记者脖子上，在他们看来跟一个工牌没什么区别，亮出来不能让人停手。

要让那张证真正管用，需要的不是一个部门的声明，是每一个环节都认这个账。警察认，检察院认，法院认，政府部门认，老百姓也认。只有所有人都认这个账了，记者站在门口亮出证件的时候，对面的人才不会抬起手来。

那天晚上我刷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正在吃外卖。手机屏幕上是吴忠敏在医院走廊里的照片，表情有点懵。我盯着看了几秒，想起了一件事。很多年前，我住的小区旁边有个工地，半夜施工吵得人睡不着。邻居们投诉了很多次，没人管。

后来有人打了电视台的热线，记者来了，扛着摄像机站在工地门口。工地的负责人出来了，又是递烟又是倒水，说马上就停，马上就停。那天晚上工地真的停了。第二天也停了。第三天也停了。

那时候我还小，觉得记者挺厉害的。现在我明白了，厉害的从来不是记者这个人，是记者背后站着的东西。那个东西叫知情权，叫监督权，叫公众的眼睛。记者只是替这双眼睛跑腿的人。

如果有人把跑腿的人打了，那这双眼睛就被蒙上了一层。蒙一层没事，蒙两层也没事，但如果一直蒙下去，早晚有一天，什么都看不见了。

吴忠敏的耳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星期。但比耳鸣更难恢复的，是那些被暴力阻挠吓退的记者心里的那道坎。那道坎过去了，他们就继续跑。过不去，新闻就少了一条腿。

加盟商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商标侵权的官司最后怎么判，这些事现在都还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那天没有那一巴掌，这些事可能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正因为有人想用巴掌把事情盖住，事情反而盖不住了。

这大概就是暴力阻挠最讽刺的地方。拳头挥出去，想把真相挡在门外。结果拳头本身，成了最大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