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但从未在会址住过！

1935年1月，贵州遵义，陈云从红军警备司令部赶往一栋两层楼房，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多年以后，遵义会议纪念馆准备恢复他的“住处”，他却亲自写信纠正：“要写上我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没有在会址住过。”

这句话看似是在说明住址，实际涉及历史记载的分寸。会议在哪里召开，参加者住在哪里，属于两个不同问题。陈云不愿让后人把两处地点混在一起，更不愿为了展览效果，改动原有建筑和单位使用状况。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会议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问题展开讨论，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重新研究了中央领导和军事工作的分工。

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了会议。他赞成张闻天等人的发言，也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分工，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并改变了此前的军事指挥方式。

会场里作出的决定，必须迅速传达到部队和中央纵队。会议结束后，陈云没有留在那栋楼房里，而是回到红军警备司令部继续工作。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负责政治工作，城内警戒、秩序维持以及应对敌情，都不能因为会议结束而停下来。

这处警备司令部并非会议会址。红军进驻遵义后，借用当地原有宅院办公，并设置岗哨。陈云住在这里，处理警备事务，直到部队撤离遵义。也就是说，他参加了会议，却没有在会议会址住宿。

红军离开遵义后，陈云还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1935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从威信向泸定桥方向转移的途中，他根据会议内容写出传达提纲，向中央纵队说明会议的酝酿过程、讨论重点和组织变化。

提纲使用的是从遵义带出的本子纸张，纸页被撕下后用钢笔墨水书写。陈云把会议精神整理成文字，再通过口头传达，使不少干部能够较为完整地了解会议决定。这份材料没有华丽措辞，却保留了关键的政治信息。

1935年6月上旬，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秘密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9月，他由上海乘船前往莫斯科。10月15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随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那份传达提纲此后辗转保存。解放战争期间，它被送往苏联保管，1956年由杨尚昆带回中国，存入中央档案馆。由于手稿没有标题，只标有“乙”字，缺少“甲”部分，早期整理时并未立即确认作者。

1982年，相关人员曾请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邓小平、邓颖超等人辨认笔迹，均未能确定。5月9日，陈云看到手稿后，与于若木仔细比对，确认是自己的字迹。他说明：“这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写的。”纸张和墨水，也与当时遵义能够买到的物品相符。

陈云还特别否认手稿是在莫斯科写成的。原因很具体：纸和墨水的来源对不上。后来调查显示，1930年代的遵义确实可以买到同类本子。1983年，陈云同意发表这份提纲；1984年，它被收入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献中。

同在1982年秋，遵义方面提出恢复陈云在遵义的“住处”，并计划迁出原警备司令部旧址的使用单位，设置纪念室。陈云看过请示后写信表示，纪念馆可以在说明文字中注明他参加了会议、住在警备司令部，但没有必要另建纪念室，更不应为此迁动原有单位。

他的意见很明确：“现在做什么工作，就继续做什么工作。”在他看来，历史纪念不应靠改变现实使用状态来完成。会议会址说明会议，警备司令部说明住宿，地点各有依据，文字交代清楚即可。

遵义方面随后停止了迁移计划，在展陈说明中补充了陈云参加遵义会议以及住宿地点的情况。一个“参加过”，一个“没有住过”，两句朴素的话，保留下来的却是历史现场最不能含糊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