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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本文为城市治理观察。西安东站投运后,穆将王城改项目烂尾问题已上升为枢纽门户治理议题,错失窗口期的代价远高于破题成本。相关事实与处置路径供参阅。
西安东站投运、城东进入国家级高铁枢纽时代之际,灞桥区施政主体正在经历新一轮配置。
这届班子的施政周期,恰好与城东枢纽门户建设的关键窗口期形成历史性交汇——窗口不是即将打开,是已经洞开两个半月。
灞桥区城市定位已被彻底改写:它不再是西安传统意义上的城郊片区,一跃成为全国性高铁门户。
枢纽时代直接决定未来五年城东产业资本的导入格局,定义千万跨城旅客对西安城东的第一认知,更是新任主官建立区域治理信用的核心抓手。
主官已到任,法定程序待完成,但3650万客流流不会等人。立起城东门户形象的第一道现实考题,已经摆在桌面——非多选,乃必答。
当务之急,是优先处置一批城东枢纽门户视廊上的城市伤疤。
而在这批亟待攻坚的历史遗留问题清单中,穆将王城中村改造烂尾项目不仅仅是“其中之一”,更是打开城东枢纽门户治理局面的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的核心价值,是它在全区同类遗留问题里的不可替代性:各方诉求最集中、推进最紧迫、实施门槛最低、全局撬动效应最显著。
(一)
作为西安首批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穆将王配套楼盘“国际幸福城”烂尾已逾十年。
穆将王城改是纺织城核心更新布局的关键板块,规划定位是在西安东部打造现代化商贸服务与文化新城。
其核心配套住宅板块“国际幸福城”长期停滞,直接导致商业、公建配套无法落地,本该同步释放的人口导入、消费聚集效应整整推迟了十余年。
项目搁置持续损耗城改领域“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积累的区域信任,投资者对灞桥后续大型城改项目的风险评估已普遍上调。
穆将王烂尾楼群虽不在枢纽核心区内,却紧邻西安东站对外联络主通道半引路,是白鹿原方向进入主城的“门户第一视域”核心组成部分,属于站城融合建设中环境品质要求最高的衔接缓冲带。
东站旅客驶出枢纽沿半引路行进,白鹿原农文旅客流抵达枢纽前,都会先经过这段品质滞后的城市界面。眼前所见与“站产城融合“的高标准之间,存在扑面而来的落差。
对于年发送3650万人次的门户枢纽而言,这不仅仅是“城郊一片楼没盖好”,而是“站城一体、产景联动”协同发展格局的入口短板,直接拉低整个城东枢纽片区的城市辨识度。
(二)
把穆将王放在“西安东站枢纽周边环境”的放大镜下观察,它的负面影响早已从单一民生问题,升级为关乎枢纽门户形象的城市治理问题。
西安东站2026年6月底投运是一条清晰的时间分界线:在此之前是穆将王烂尾楼群可能拖累门户形象,在此之后进入“枢纽红利能否反哺区域重生”的关键机遇期——而窗口已经开启,机遇期正以天为单位消耗。
这种错位不是简单的“界面不好看”,而是城市更新全流程里的权责悬空——在枢纽核心区半径1.5公里站城融合片区的明确管控范围内,出现一块全链条治理真空的“飞地”。
每当对外推介12.5平方公里高铁东城TOD新城,紧邻枢纽主干道的这块地都是无法回避的负面参照。
这种影响直接延伸至产业导入层面。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区要引进总部经济、金融结算、智慧交通产业,核心招商叙事是“西安东部门户客厅”。
而一个紧邻半引路、停工十余年的烂尾项目,会被潜在投资企业实地踏勘时反复问及。
基于东站巨量跨城商务客流的资产价值逻辑,紧邻枢纽核心通道的城市界面,直接决定未来总部办公的商务展示形象,以及资产长期保值能力。
穆将王烂尾地块势必成为现场问询的首要核心问题,此前精心构建的“枢纽赋能、品质新城”招商叙事,会在实地场景的强烈反差下被大幅消解。
长期来看,它必将成为西安东站片区每一次招商推介时,不得不反复解释的“例外项”。
它会被纳入投资风险评估的负面参考维度,进一步抬高城东产业项目落地的沟通门槛。
(三)
高铁东城片区已启动产业功能招商,枢纽经济、总部办公、商务会展被列入首轮土地推介的核心业态。
十余年烂尾,透支的是整个城东片区的招商信用——后续每一个项目都要额外支付“信任溢价”:沟通轮次、尽调深度、决策周期的全面拉长。
灞桥已为此付出过代价:近年来拟选择城东片区的若干意向项目,在比照周边板块成熟度后转向他处——这不是例外,而是趋势。
“国际幸福城”烂尾对门户形象的长效影响,本质是隐性损耗的持续累积——多搁置一天,就会在城市视廊资产、主干廊道功能、客流价值转化、周边土地价值、地方治理信用五个维度上叠加一天的信用折价。
这些损耗通过枢纽跨城客流被持续放大——每年3650万人次,每人次都是一次城市形象的现场阅卷,用直观感受给灞桥的城市治理能力“打分”。
卷面上留下的,不只“烂尾”二字,而是那句没问出口的迟疑。一次迟疑,乘以3650万次,即是城东被默认可疑的起点。
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紧挨西安东站有片烂尾楼”一旦形成公共话题,其传播覆盖面远超任何官方推介的触达能力,直接造成城市门户品牌资产的持续流失。
西安东站投运带来的城东价值重构窗口,周期通常只有两至三年,一旦错过,后续需投入数倍资源才能重振市场信心。
当前港务区、浐灞生态区已完成核心配套基本落地,产业集群雏形显现,正处于企业和人口导入的关键阶段,与灞桥形成直接的客群竞争关系。
如果在这个黄金周期,灞桥迟迟拿不出实打实的破局成果,市场信心就会自然向周边成熟板块转移。
其余长期停滞城改项目的观望主体,也会直接以穆将王的处置节奏为参照,进一步拖延推进意愿,让全区遗留问题化解周期被整体拉长,最终形成“越拖越难、越难越拖”的治理负循环。
(四)
穆将王城改项目,宏润地产2007年依法取得开发权并投入巨资。
此后因借款质押及股权争议,项目实际控制权发生转移。据多方报道,李彬团伙系幕后操盘方,通过空壳主体佳馨源公司非法接手项目,以“国际幸福城”名义在省内外非法集资18亿元左右。
该团伙拒绝实际推进该项目续建,而是将之作为融资诈骗工具,致使楼盘陷入长期烂尾。
时任灞桥区主要领导贠笑冬,被指为相关资产转移与政府借款决策提供权力背书,已于2026年3月落马。
李彬及少数骨干被指潜逃境外;在另一起刑事案件诉讼庭审中,公诉人当庭质证下,该团伙成员交代李彬涉罪事实——相关线索已足以触发刑事追溯程序。
佳馨源公司涉嫌巨额非法集资,已由兰州警方立案侦查。
烂尾只是表象。底下是一条黑色链条:借款质押设局、空壳接盘、非法集资吸血、关键人员潜逃。人跑了,楼停了,烂摊子留在灞桥。
李彬团伙的操控链条已经断裂,旧利益网络根基动摇——残余势力如惊弓之鸟,还在用"再等等、再研究"拖时间,试图阻滞"国际幸福城"重启。
这些人单个拿出来都不算什么,能拖住项目靠的不是某个人能量,而是集体性的“软抵抗”。
他们没有拍板决策权,但各自在相关环节上“再核查、再协商、再研究”,叠加在一起就可能把重启机会锁死在程序循环里。
穆将王项目拖延十余年不决,靠的不是法律空白,是“时间差”。
“保护伞”在位时,规则向不法团伙倾斜,合法主体进不去、动不了;“保护伞”落马后,旧关系网换一套话术,继续用程序空转消耗时间。
而东站投运将“慢慢拖”变成了“拖不起”——过去是城郊烂尾,拖下去最多在局部发酵;现在关乎枢纽门户第一视廊,拖着等于让每年数千万跨城客流持续替灞桥的治理迟疑买单。
这片烂尾楼早已不是单纯的“局部民生黑洞”,而是直接顶在国家级枢纽门户形象的咽喉上——它的处置优先级,容不得再被李彬团伙残存的利益网络牵着鼻子走,必须服从城东枢纽片区的整体发展节拍。
继续拖下去,就是拿城东五年发展窗口,置换个别主体的不当利益。
拖着不动,不是“稳”,是将一个阻力最小、条件最成熟的破局窗口,硬生生拖回阻力变大、条件恶化的负循环。
(五)
新一届区政府解决穆将王城改烂尾,理论上可走重新招商或财政兜底两条路。
如果另起炉灶,意味着“重新找主体、重新谈条件、重新盘债务”,每一项都要从头启动。
三者叠加的行政成本、信用成本和法律成本,足以耗竭东站投运后城东片区整体开发的核心资源,更会直接错过黄金窗口。
而宏润地产这边,可打的牌是现成的,重启条件已经具备。
十二年间,宏润经历股权被非法变更、最高法院判决明确权属方向、西安中院终审确认股权归属、西安市监局重新核发营业执照,合法开发主体地位已经回归。
此前它已完成785亩整村拆除、662套回迁房交付、18栋在建高层主体施工,累计投入超8亿元。
最高法院判决指明权属方向后,2021年又自筹1000余万元续建140套商品房拟交付——被人为阻挠未能完成。
宏润地产致力于项目续建不是口头表态,是有投入基数、有工程延续、有交钥匙动作的主体行为。
放眼全国烂尾楼处置,“原主体全链条司法胜诉、资金未断、前期工程完整留存”的案例凤毛麟角,宏润地产即是其中之一。
地方政府化解烂尾楼,主流路径是专项借款和国企接盘,本质是将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隐性负债。
若由宏润地产作为合法主体回归续建穆将王项目,区里完全不必再走“找主体、谈条件、盘债务”的老路,不用额外投入财政资源,不用承担兜底风险。
该怎么干,政策有依据,路径很清楚——严格对标西安市城中村改造政策,依法剔除皮包公司性质的佳馨源非法开发主体,明确宏润地产为项目唯一合法开发主体。
政府守牢规则底线:主体资格依法确认,安置资金全程监管,规划土地施工手续并联补办。区级主要领导包抓统筹,区城改办一口受理、各职能部门限时核批,事不转圈、责不落空。
企业以自有资金投入续建,政府不出钱、不兜底、不接债,恰好契合西安市委“保交楼、稳民生”政策中“充分发挥企业自救作用”的导向,也是全市“一企一策”化解城改遗留问题的最优选路径。
用最小化行政成本换最大化信用复位,拿一个拖延十余年的城改硬骨头当首战样板——这本就是新班子性价比最高的一仗。
(六)
穆将王项目,是全区所有烂尾遗留里,唯一一个“伸手能摸到、推开即全局”的低门槛撬动点。
这不是需要反复论证权衡的重大决策。
宏润地产投入八个亿、赢得股权诉讼、重获营业执照——这些板上钉钉的事实已经把“谁该干”写得清清楚楚,也把“该不该扶正”答得明明白白。
新班子要做的,是下决心“让干的人干起来”。
这一决断本身,就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落地:不回避历史遗留问题,不将烂尾项目推给下一任。
用一个“老大难”项目的重启,把城东发展信心重新拉起来,就是最扎实的施政开篇。
这种直面历史遗留问题的担当,传递的信号远不止“解决一片烂尾楼”——它让所有市场主体和辖区群众都明确感知到:在灞桥,合法合理的诉求不管拖多久,都会得到正视和破解。
这正是正确政绩观最实在的体现: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从零画一张全新的大蓝图,而是直面久拖不决的民生堵点,一举啃下硬骨头,用一个项目的破局直接解开城东多板块联动的死结。
穆将王项目复工重启,将趟出一套可复制的城改遗留问题处置全流程:跨部门绿色通道怎么开辟、历史积欠手续怎么完善、政企风险怎么分担。
这套本土经验可直接复制到灞桥其余停滞城改项目处置中,用一个点的突破激活整片区域,形成“点上突破、面上开花”的治理连锁效应。
这既是兑现市委"保交房、保交楼"的硬要求,也是精准落地《"十五五"西安高铁东城片区城市建设规划(2026–2030)》中“安居保障与宜居社区项目”的明确部署。
项目一旦重启,可成为西安市“一企一策”政策的典型实践样本,为全市提供可复制的城改遗留问题处置范式。
政企协同如期建成项目,将成为全国烂尾楼处置中“司法胜诉、企业担当、政府协同”三位一体的标杆案例,其制度探索经验具备全国推广价值。
上述所有外延价值的落地,前提只有一个:新官要理旧账,而不是待枢纽红利释放窗口过后,再以数倍成本回溯补课。
犹豫不决的代价绝非“击鼓传花”就能扛过去的,而只会让政商关系层面的遗留“负资产”持续滚动累积,最终从民生治理的局部问题,升级为枢纽门户层面的“政治负资产”。
打造国家级高铁枢纽门户形象,事关区域发展全局。
往前推,它是城东最硬实的治理名片;往后拖,它就是城东枢纽时代的第一道减分项——以后每算一笔区域发展账,都需先把它的成本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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