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徽军营里，彭玉麟正处理军务，一名风尘仆仆的中年人突然来到帐前。兄弟失散二十年，重逢本该是喜事，可彭玉麟很快得知，弟弟彭玉麒染上了鸦片。
他没有因为亲情而装聋作哑，反而当面责问：“既然来了，就把这个毛病戒掉。”说完，竟命人杖责三十，将弟弟赶出营门。
这件事看起来冷酷，背后却是彭玉麟一贯的处世方式：公私分明，亲疏一体。彭玉麒后来硬是卧床戒烟，兄弟关系也重新恢复。彭玉麟并非不重亲情，只是他认定，纵容就是害人。
在湘军集团中，彭玉麟是个很特别的人物。曾国藩善于经营大局，左宗棠锋芒毕露，李鸿章长袖善舞，而彭玉麟更像一把不肯入鞘的直刀。他带兵、办水师、掌军饷，却始终没有把权力变成家产。
彭玉麟早年家境贫寒，后来凭借军功显达，却没有大兴土木。咸丰九年（1859年）回籍时，故乡原有的几间旧屋已经不在，他也没有借机建造高门深院。无论在衡阳还是杭州，居所不过数间简陋房屋。
他曾向朝廷说明，自己治军多年，未曾置办一片田地，也没有营造一座瓦房。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可以查验的家底。对一个手握兵权、常年经手钱粮的高级将领而言，能做到这一点，实在少见。
更难得的是军饷。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彭玉麟奉命整顿长江水师，军中钱粮往来数额巨大。筹款、造册、发放，每个环节都容易滋生私弊。他亲自过问制度和账目，要求经手人员按章办理，不能借军务肥私。
据相关记载，十多年间，军饷不仅能够正常支用，账面上还留下六十多万两盈余。这个数字的意义，不只在于钱没有少，更在于一支规模庞大的水师，能够在长期运转中保持清楚账目。
彭玉麟连养廉银也不愿领取。清代官员的养廉银，本是制度内的合法收入，并非贪墨所得，但他仍把这笔钱用于军需。仅咸丰二年至咸丰六年（1852年至1856年），应得的两万两便没有进入个人口袋。
此后多年，他对各类常规之外的收入同样不取，累计数额达到数十万两，后来全部归入公用。有人评价说，诸葛亮在军中尚且需要依靠俸禄供给，而彭玉麟连这部分也没有私下积存。评价虽带有赞叹，却并非毫无根据。
清廉只是其一，治家之严更让人印象深刻。弟弟彭玉麒后来捐得官身，又因兄长举荐出任歙县知县。彭玉麟没有给他写一封炫耀门第的信，反而列出几条规矩，要求他戒浮夸、戒轻慢、戒滥权、戒反复、戒徇私。
他告诫弟弟，做地方官要敬重上司，不要频繁出入衙署，更不能把兄长的名望当成自己的靠山。贤能之人不必由你吹捧，不肖之人也不必由你诋毁，公务更不能擅自干预。
对待亲生儿子，彭玉麟同样不肯放松。次子自幼受母亲宠爱，逐渐养成奢侈任性、目中无人的习气。彭玉麟得知他擅自修缮旧宅，耗费过多，立即写信斥责，认为这是家教失当，也是子弟不知节制的表现。
儿子在乡里对地方官不够恭敬，他又严令约束：“见父母官当守礼，不得借势生事。”这话听来刺耳，却说明彭玉麟最担心的不是儿子吃苦，而是他凭借父亲的权势失去分寸。
曾国藩曾劝他，对子弟应多些温情。可彭玉麟面对儿子屡教不改，甚至私吸鸦片、行为失检，最终作出了极其严厉的处置。据相关记载，儿子因触犯军法被处死。此事是真是假，细节在不同记述中有所差异，但彭玉麟治家不徇私的形象，正是由这些记载固定下来。
他当然痛苦。骨肉之情，不可能因为一纸军令便消失。但在彭玉麟看来，军法一旦只管别人、不管自家，军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父亲也失去了教子的资格。
彭玉麟一生并非没有争议，脾气刚烈、处事峻急，曾使不少人感到难以相处。然而在权力、财富和亲情三道关口上，他都没有给自己留下可以遮掩的余地。也正因此，百姓称他为“彭青天”，同僚敬其清直，吏役见之多有忌惮。
湘军人物众多，功名、产业、门生和家族利益交织其中。彭玉麟偏偏守着几间旧屋、一身官职和一套不肯打折的规矩。所谓“以寒士来，以寒士归”，对他而言，不是临终自夸，而是几十年都没有改过的做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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