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点整准时生效，美方指令下达，李在明下定决心，要切断中方后路

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李。

9月13日零点，韩国修订版《刑法》间谍条款准时生效。这部法律2月26日由国会通过，经过半年过渡期后落地，把沿用七十余年的间谍罪适用范围从朝鲜一国扩展到了所有外国。

半导体、动力电池、人工智能等战略产业的核心技术被纳入国家级保密范畴，量刑起点三年，严重案件最高可判三十年。

美方在背后的推动是这部法律能够落地的关键外力，李在明政府最终选择了配合美方的战略布局，用国内立法的方式收紧对华技术合作通道。

一部韩国国内法，为什么要在美方施压下卡着零点生效？它真能切断中国产业升级的外部路径吗？

边界没有画清楚

旧版韩国《刑法》里的间谍罪只针对“敌国”，司法实践中基本等同于朝鲜。向其他国家泄露产业技术，哪怕查实了，也只能按普通商业秘密侵权来处理。

这个框架从1953年沿用至今，七十多年没有经过大的调整。

修法前，韩国情报人员被朝鲜以外国家的机构招募并泄露军事机密，法律上都无法按间谍罪追究，外国人反复拍摄韩国军事设施和军舰同样面临这个困境。

处罚力度和追责难度都不足以形成有效约束，中韩高新产业因此长期保持相对宽松的合作环境。

新法把适用对象改成了“外国或与之相当的团体”，战略产业核心技术不再单纯属于企业层面的商业秘密，而是被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韩国国家情报院说，新法能增强防止半导体、显示器、电池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技术泄露的能力。法律和安全专家也认为，修订填补了长期存在的漏洞。

彭博社的报道则指出，这次修法实际上把窃取工业机密的行为从企业违规提升到了威胁国家安全的高度，反映出半导体产业对韩国经济及战略实力的核心重要性。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被搁置了：什么算“国家机密”，什么算“普通商业技术”？

韩国国家核心技术清单涵盖半导体、显示器、汽车、造船等十二个领域七十多项技术，半导体领域包括30纳米以下DRAM的设计工艺技术、64层以上3D NAND闪存技术等。

一个在半导体企业干了十几年的工程师，脑子里装满了工艺调校和良率优化的经验，这些经验算不算“国家机密”？如果算，那他跳槽到任何一家外国企业，都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韩国西京大学军事科学教授蔡成俊指出，这类案件的起诉难度依然很大，因为必须证实有国家力量的介入。

门槛设得高，调查难度大，但法律条文摆在那里，对人才流动和技术交流的威慑效果已经产生了。韩国企业跨国技术合作的合规成本会上升，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

韩国《中央日报》的社论也承认，扩大法律适用范围是必要的，但韩国必须紧急加强反间谍和调查能力，才能让这部法律真正发挥作用。

在小李看来，这种模糊性并非疏忽，更像是刻意留下的操作空间。条文越宽泛，执法时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对潜在合作方的心理压力也就越强。

美国的推力

韩国愿意承受这些代价推动修法，外部推力来自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提到，美方传递给韩国的信号很直接：不要成为全球芯片管控体系的薄弱环节，不要再把技术泄露给中国。

自2024年起，美国持续推进高端芯片供应链的排他性管控，反复向韩国施压收紧对华技术合作政策。

美国不只是口头施压，实际行动也在同步推进。2025年8月29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撤销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经认证终端用户”授权。

这个授权原先允许这两家企业在中国的芯片厂不经个别许可证即可取得部分美国半导体设备。新规还明确表示，不打算核准任何扩大产能或技术升级的许可证。

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指出，三星约有40%的NAND闪存、SK海力士约有40%的DRAM和20%的NAND产能位于中国，连非尖端设备的引进通道都被堵死。

韩国内部的产业焦虑是另一层推力。芯片出口占韩国整体出口比重已经突破四成，2026年6月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99.5%，达到448亿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43.8%。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长期把控全球高端存储芯片供应链的核心话语权。中国是韩国半导体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大陆和香港合计吸收了韩国约45%的半导体出口。

但中国存储芯片企业的追赶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长鑫存储8月29日宣布LPDDR6内存芯片正式量产，小米18 Fold首发搭载，这是全球范围内LPDDR6产品第一次在旗舰手机端落地商用。

从参数看，长鑫LPDDR6单颗粒容量16Gb，封装芯片容量达16GB，最高传输速率12800Mbps，带宽比上一代LPDDR5X提升60%，功耗降低20%。

长鑫科技总经理赵纶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在该领域持续投入研发，产品性能与可靠性不断提升，已具备与国际主流厂商同台竞争的能力。

长江存储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其NAND闪存出货量份额达到14%，首次进入全球前三，仅次于三星的25%和SK海力士的22%。

长江存储NAND营收市场份额从2025年第一季度的8%提升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13%，增长速度快于多数传统厂商。

韩国工业部长金正官上个月的表态很能说明问题，他说“中国的速度超乎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韩国警方去年发现了33起涉及向外国实体泄露敏感技术的案件，其中18起与中国有关，占比54.5%。

最典型的一起案件涉及三星前员工，被指控将18纳米DRAM制造技术转移给长鑫存储，去年12月检方起诉了10名涉案的前三星员工。

不过小李认为，把中国企业的进步简单归结为“挖人”和“技术外泄”，这个判断本身就站不住脚。

长鑫科技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503.10亿元，同比增长873.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6.05亿元。这种量级的增长背后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工艺迭代，不是靠挖几个人就能替代的。

真正的考验在执行层面

李在明政府在这件事上的姿态值得细看。他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中国，在多个场合表达过修复中韩关系的意愿，还提出中韩经济合作应从“韩国技术加中国劳动力”的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协作。

访华期间，中韩双方签署了经贸合作对话机制和产业园合作两份谅解备忘录。但美方的战略压力持续加码，韩国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依赖是结构性的。

这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格局，让韩国每一次政策选择都像是在走钢丝。小李认为，把这部法律简单理解为李在明“倒向美国”过于简化了。

更准确的描述是，韩国在美国压力和自身产业焦虑的双重作用下，选择了一个它认为代价最小的方案。用国内立法回应美方要求，法律文本不点名任何国家，法理上适用于所有外国。

韩国《中央日报》的社论也提到，将间谍罪适用范围扩大到外国可能引发外交摩擦，需要精细的调查和应对。这给了韩国外交一定的回旋空间，但实际效果上对中韩技术合作的冲击是最直接的。

新法生效后，中韩高端产业合作的生态环境会发生变化。

韩国技术人才入职中国企业、双方开展联合研发、供应链技术对接，这些过去行业常态化的协作模式，都会因为刑事追责风险而变得更加谨慎。

跨境联合研发项目和技术交流活动的节奏会明显放缓。

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在引进韩国半导体专家方面力度不小，碳纳米管专家、曾任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纳米结构物理研究团团长的李永熙已获中国湖北工业大学聘用，在该校半导体与量子研究所任教。

长江存储的核心技术和生产负责人中也有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出身的人员。新法生效后，这种人才流动模式会受到明显抑制。

但这套机制能走多远，取决于执行的尺度。没有清晰界定“国家级涉密技术”和“普通商业技术”的边界，执法过程中就难免出现争议。

芯片工艺调校、生产良率优化、设备适配调试这些实操经验，是工程师长期积累的通用职业能力，不属于书面化的涉密资料，却很容易在宽泛的司法标准下被定性为泄密行为。

韩国《中央日报》的社论也提到，有人主张将产业间谍明确纳入间谍法并加重处罚，也有人呼吁制定专门针对产业间谍的独立立法，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定论。

这种模糊的执法尺度会反过来消耗韩国自身的产业创新活力。一个把人才流动刑事化的产业环境，对本国企业同样是一种负担。

全球高端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依托的是常态化的人才流动和技术共享，过度的封闭管控会让韩国企业逐步脱离全球研发体系，流失优质人才资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项新法时的回应值得注意。

她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同时各国都应当保障企业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并为此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这个表态既表明了中方的合规立场，也指出了新法在执行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性风险。

修订后的法律并未点名中国，但韩国警方自己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涉及向境外主体泄露敏感技术的侦查案件中有半数与中国相关，这个比例本身就值得琢磨。

结语

韩国这部间谍法的修订，从法律技术层面看是对旧框架的一次系统性升级，从产业竞争层面看则是在技术追赶压力下的一次制度性防御。

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缓中国产业升级的节奏，取决于执行中的尺度把握和韩国自身的产业承受力。中国芯片产业的自主替代进程有自身的节奏和逻辑，不依赖单一外部技术来源。

把技术交流刑事化，短期内或许能形成壁垒，长期看反而会加速被封锁方的自主化进程。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这部法律本身，而是它折射出的一个趋势：全球产业竞争正在从贸易层面下沉到法律层面，从关税和出口管制延伸到国内刑法和国家安全立法。

这个趋势对每一个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经济体都提出了新的合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