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损失2700万人口，战争胜利后，重建家园的重任又该如何安排呢

1945年，苏联终于赢了。

可当红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的时候，一个问题已经摆在这个国家面前，战争打完了，接下来谁来把日子重新过起来？

前线回来的士兵，有人还能找到家，有人回去以后只剩一间空屋，工厂、农庄还在，可熟悉的工友和邻居却少了一大截。

说起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人员损失，战后最初的统计，苏联内部其实存在很大分歧。

1946年初，一个由沃斯涅先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估算，战争造成的人员损失约为1500万人。

到了同年3月，斯大林公开谈到这个问题时，给出的数字却只有约700万人。

此后，随着人口统计资料逐渐增加，数字不断发生变化。

1961年，赫鲁晓夫提到2000万人；1965年，勃列日涅夫改称“2000多万人”。

到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45周年的报告中，正式说到2700万人。

苏联解体以后，克里沃什耶夫领导的军事历史学家团队，又根据解密档案和人口统计资料重新计算。

按照他们的结果，1941年6月22日苏联人口约1.967亿，到1945年底，在排除和平时期正常死亡等因素后，战争造成的人员损失约为2660万人。

这个数字后来成为俄罗斯官方长期采用的统计口径，但我们接着把这两千多万人的损失，再往下看，就会发现，战争带走的人，并不是各个年龄段都差不多。

受损最重的是青壮年，苏军损失人员中，74%集中在19岁到35岁之间。

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已经参加工作，有的刚结婚，有的已经有了孩子，对他们来说，原本还很长的人生，突然停在了战场上。

还有一些人从战场活了下来，却没有能够像战前那样重新工作。

战争期间，苏军有超过1500万人负伤，其中一部分留下终身残疾，还有不少人因为伤病和战争经历患上严重疾病。

人口减少以后，最先感受到压力的地方，就是农村。

集体农庄需要人播种、除草、收割，也需要人运输粮食，可战争把大量青壮年男子征召到军队，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回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已经伤残。

1941年，全苏集体农庄中有劳动能力的庄员超过1800万人，到了1945年，只剩下约1140万人。

这一进一出，少掉了大约三分之一。

在一些被德军占领过的地区，情况更加严重，部分集体农庄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有的地方减少了四成甚至一半。

诺夫哥罗德州等地在解放以后，还出现过因为人口太少，已经无法重新开始耕作的集体农庄。

土地还在那里，农具也还在，可真正能下地干活的人少了。

工厂同样缺人，战争时期，苏联为了维持军工生产，把大量工厂向后方迁移，同时动员大量人员进入工业部门。

战争结束以后，国家又需要恢复民用生产，可不少地区的工人已经大幅减少。

根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资料，在一些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原有工人只剩下很少一部分。

白俄罗斯部分地区留下的工人，甚至只占战前人数的一小部分。

工厂需要有人生产，铁路需要有人运输，医院需要有人接收伤员，学校需要有人教学，农庄还要继续种地。

可这个时候，苏联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很多岗位还在，人却少了。

所以战后的恢复首先遇到的问题，并不只是缺少设备和资金，还缺少能够工作的人。

谁来补上这些空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女人。

其实在战争之前，苏联已经在推动女性参加社会生产。

1918年，科伦泰等人推动建立妇女部，开始在工人和农民妇女中开展工作。

妇女部做的事情很杂，但大多和女人每天的生活有关，它设立公共食堂、洗衣店、托儿所和幼儿园，也组织妇女进入工厂和政府部门工作。

当时一个女人想出去工作，并不是只要找到一个岗位就行了。

家里的饭要有人做，衣服要有人洗，孩子白天也得有人照看，过去这些事情，大多落在家庭里的女人身上，她一旦去工厂上班，家里的这些活仍然不会少。

公共食堂可以替家庭解决一部分吃饭问题，洗衣店承担一些洗衣的活，托儿所和幼儿园则把孩子白天的照料接过去，这样一来，女人才能腾出时间参加工作。

妇女部最初推动这些安排，本身就带有改变女性生活处境的目的，它希望女人不只留在家里，也能够进入工厂、机关和其他社会岗位。

后来战争来了，情况变得更加明显。

大批男性被征召入伍，原来的岗位空了出来，工厂要生产，农庄要干活，学校和医院也不能停下来，越来越多的女人走进了这些地方。

所以到了战争年代，女性参加劳动已经不只是一个政策上的倡议，而成了很多地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今天看公共食堂、洗衣店和幼儿园，很容易觉得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里的普通设施。

放回当时的苏联，情况却不一样。

做饭要烧火，洗衣服要手洗，家里有孩子还得有人照看。

一个女人如果白天去工厂，家里的这些事情并不会跟着消失，她下班回去，饭还是要做，衣服还是要洗，孩子也还在等着照顾。

妇女部推动这些机构，解决的就是这类事情。

列宁在1920年接受克拉拉·蔡特金采访时，也谈到了公共厨房、公共食堂、洗衣店、托儿所、幼儿园和儿童之家。

他把这些安排看作改变妇女生活的一部分，希望借此减轻她们承担的家务，让她们能够参加社会生产和公共活动。

不过，妇女部后来还是被撤销了。

1930年，妇女部正式结束，此后妇女问题改由党和国家的其他机构负责。

到了1930年代，苏联对女性的要求逐渐固定下来，她们既要参加劳动，也要承担母亲的责任。

家庭政策也随之调整，1930年代，堕胎受到限制，离婚变得更加困难。

可不管政策怎么变化，一个女人下班回到家，孩子还是在那里，饭还是要做，家里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她参加了工作就少一半。

战争开始以后，这种压力又增加了一层。

越来越多的男人被征召入伍，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留下来的女人，既要去工厂、农庄和机关工作，也要照顾孩子，维持家里的日子。

而这一次，苏联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怎样让女人去工作”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男人不在了，孩子怎么办，家庭又该怎么办？

到了战争后期，苏联已经有大量孩子失去了父母。

1942年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安置失去亲人儿童的决议。

此后各州、边区和加盟共和国陆续成立儿童安置委员会，负责寻找无人照料的孩子，再把他们送到儿童之家或者其他能够收容他们的地方。

儿童之家很快增加起来，到1943年初，仅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内，就有3000所儿童之家，收容儿童约50万人。

到了当年7月，儿童之家增加到4730所，收容失去父母的儿童达到68万多人。

还有一部分孩子被普通劳动者家庭接回去寄养，到战争结束时，据不完全统计，寄养在劳动者家庭中的儿童和孤儿有35万人。

不过安置工作并不轻松，1943年，苏联有关部门要求各地报告儿童无人照料和流浪问题的处理情况。

检查发现，一些儿童之家收容人数过多，有些房屋本身就不适合居住，医疗救助也不能及时提供，食物、衣服和被褥的供应还出现过中断。

父母没有回来，他们还得吃饭、穿衣、看病，还要有人照顾他们继续上学，战争结束以后，很多孩子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这些事情。

而对一个家庭来说，情况同样如此。

丈夫战死以后，妻子要独自养育孩子；父母都不在了，孩子就只能交给亲属、儿童之家或者其他家庭照料。

单靠一个家庭很难承担，这也是国家必须介入的原因。

苏联的婚姻家庭制度，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离婚以后，父母分别要承担什么责任。

苏联早期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确立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也允许离婚。

随着相关制度不断调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责任越来越明确，夫妻关系结束以后，孩子跟谁生活是一回事，另一方还要不要继续承担费用，则是另外一回事。

当时的子女赡养标准有明确的比例，一个孩子，一般按照收入的四分之一支付；两个孩子约为三分之一；三个及以上，可以达到一半。

计算的也不只是基本工资，还涉及奖金等劳动收入，这个规定在战后的苏联尤其容易引起争议。

因为一个女人可能已经独自照顾孩子多年，而孩子的父亲也可能已经重新工作、重新组建家庭。

对一个已经离婚的男人来说，收入的一部分仍然要拿出来养孩子，自己的生活自然会受到影响。

但在法律上，夫妻离婚，并不等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结束了。

当时的苏联家庭里，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孩子跟母亲生活，父亲继续支付抚养费；父亲重新工作，甚至重新成家，原来的抚养责任也还在。

所以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停在战场上。

女人进了工厂以后，孩子白天谁来照看？丈夫战死或者长期失踪以后，一家人的生活怎么维持？夫妻离婚以后，孩子跟谁生活，父亲又要承担多少费用？

这些事情没有一个可以绕过去，苏联需要解决的，也不只是让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等家庭慢慢稳定下来，另一个问题又摆到了面前。

一家人有了收入，有了孩子，还得有地方住，而这时候的苏联，最缺的恰恰就是住房。

战争以前，苏联城市住房条件就比较紧张。

经过几年战争，部分城市和居民区遭到破坏，大量人口又经历过疏散和迁移。

战争结束以后，人口重新流动，城市需要恢复生产，工人需要住房，年轻家庭也需要自己的生活空间。

可是房子不是短时间就能建出来的，到了1950年代，苏联开始大规模建设新的城市住宅。

当时住房缺口很大，普通居民需要尽快搬进新房，所以住宅设计开始强调统一和简化。

楼房可以照着同一套图纸反复建造，施工也尽量使用预制构件，以减少建设时间和成本，后来这一批住宅被人们称为“赫鲁晓夫楼”。

1958年，莫斯科南郊切廖姆什基村开始建设实验住宅区，此前几年，苏联已经在研究如何用标准化设计解决城市住房不足的问题。

房型也被固定下来，一居室大约30平方米，两居室约44平方米，三居室约60平方米。

建筑普遍只有五层，而且通常不安装电梯，这样可以减少建设和后期维护成本。

楼房外表没有复杂装饰，大量使用预制板，厨房、卫生间、门厅和过道的面积都被严格控制。

施工速度很快，一批住宅建成以后，还可以照着同样的设计继续建下一批。

今天再看，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房子并不宽敞。

厨房只有几平方米，卫生间同样很小，几个房间加在一起，也很难让一家人感到“宽松”。

可在那个年代，很多居民在意的不是房子漂不漂亮，而是终于不用继续挤在工棚、地下室或者危房里。

新公寓虽然小，却有自己的厨房、卫生间和房间，一家人有了可以关上门的生活空间，孩子也有了固定的地方睡觉、吃饭和读书。

这种变化很快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有人把折叠沙发当床，白天收起来，晚上再铺开；有人把餐桌藏在柜子里；窗台下面也用来放东西，房子面积有限，家具就得跟着房子的大小变化。

住进去以后，人们慢慢添置自己的东西。

有人买了冰箱，有人有了电视，还有人在并不宽敞的公寓里隔出一间小小的书房，房子不大，生活却开始稳定下来。

到了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大约5400万苏联人已经住进新建住宅。

苏联电影和小说，后来也经常把这些五层楼作为故事发生的地方。

狭窄的楼道里，住着不同的家庭。孩子在楼道里跑，邻居能听到隔壁的声音，厨房里传出饭菜的气味。

房间小，东西多，居民只好一点点想办法利用空间，这些生活细节后来成了很多人的共同记忆。

当然“赫鲁晓夫楼”住久了，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

这类住宅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住房紧缺，设计时并没有把几十年后的居住条件，考虑得很充分。

房子面积小，没有电梯，住的时间长了，墙体和各种设施也会出现老化。

到了后来，一些俄罗斯城市开始拆除这些老住宅，给居民换新的住房。

有些人对此很期待，觉得房子太小，没有电梯，生活起来不方便，换成新楼正好。也有人不太愿意搬，尤其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居民。

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结婚、生孩子，孩子又在这里长大，家里的很多东西，也都留在了这间小公寓里。

对他们来说，舍不得的未必是这栋楼本身。

有人记得自己搬进来的第一天，有人记得孩子小时候住在哪个房间，也有人已经习惯了窗外的景色和楼下的院子。

房子虽然旧了，里面的生活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一家人有地方吃饭，有地方睡觉，孩子有一张自己的床，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得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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