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琳娜·齐布赫：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柯义的乌克兰战争日记）

作者：柯义就叫柯义

时间：2026.9.15

每次去利沃夫的荣誉墓园，我几乎都会经过她的墓前。

最初，我并不知道她是谁。

照片里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垂在脸旁。墓前总是摆着许多鲜花，周围插着乌克兰国旗。去的次数多了，我便渐渐记住了她的面孔。每次从那里经过，也会不由自主地多看一眼。

说实话，和许多生活在乌克兰的外国人一样，我对安葬在这里的阵亡者并没有太多了解。这是一件让我感到惭愧的事情，但也是战争中的现实。

我们知道他们是为保卫乌克兰而牺牲的人，经过墓碑时也会停下来，表达自己的尊敬。可是，对于墓碑后面的那些人生——他们来自哪里，战争以前做什么，有过怎样的家庭，又为什么走上前线——我们常常一无所知。

战争中每天都会出现大量消息。

导弹袭击、城市被毁、前线的变化，以及不断更新的伤亡数字，占据着人们的注意力。一场袭击很快会被另一场袭击覆盖，一个人的名字出现以后，也可能很快消失在新的消息中。

时间久了，我们记住了战争，却未必记得战争中的每一个人。

后来，当我看到Sveta、Tania也专程来到她的墓前看望她时，我开始更加留意这个年轻女孩，也第一次认真读完了墓牌上的文字。

她叫伊琳娜·齐布赫，乌克兰语名字是Ірина Цибух，呼号“切卡”。

她出生于1998年6月1日。2024年5月29日，她在哈尔科夫方向执行任务期间牺牲。再过三天，原本应该是她26岁的生日。

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个日期。

此后，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资料。慢慢地，我才发现，墓碑上的“战地医护”和“乌克兰英雄”，只是她人生最后一段的身份。在穿上军装以前，她曾经是一名记者、纪录片工作者、媒体教育者，也是一名长期关注乌克兰东部的年轻人。

伊琳娜出生在利沃夫。2014年乌克兰发生尊严革命时，她还不到16岁。

当时，她很想前往基辅的独立广场，但父母没有同意。她便留在利沃夫参加志愿活动，以自己能够做到的方式参与那场改变乌克兰的社会运动。

后来，她进入利沃夫理工大学学习新闻学，做过记者和编辑，也曾在基辅经济学院学习公共政策与治理。她后来进入乌克兰国家公共广播公司Suspilne，参与区域广播改革、跨地区节目、资助项目和纪录片制作。

在工作之外，她还前往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为孩子讲授媒体素养和批判性思考。

伊琳娜出生在乌克兰西部，却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留给了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

在全面战争以前，她已经多次前往乌克兰东部，为军人提供志愿帮助，也在当地学校讲述尊严革命。她曾参与拍摄关于一些东部城市摆脱武装控制的项目，并长期接触生活在前线附近的孩子。

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真正爱上的并不只是顿巴斯的风景，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

在利沃夫，穿上乌克兰传统绣花衬衫、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或许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对于一些生活在东部的人来说，公开选择乌克兰身份，可能意味着必须逆流而行。

伊琳娜尊敬的，正是这些人在压力之下仍然作出选择的勇气。

2021年10月，她和摄制组用十天时间走访了马林卡、波克罗夫斯克、佐洛特、纽约村等东部城镇，采访了16名生活在前线社区的少年。

他们把这部纪录片命名为《距离》。

这部片子没有把孩子们简单地处理成战争的受害者，而是让他们谈论自己的生活、焦虑、成就和对未来的计划。那些孩子不是新闻中的背景，也不是伤亡统计之外的一组数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

2022年2月22日和23日，伊琳娜还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放映这部纪录片。2月24日，她原本计划前往北顿涅茨克继续放映。

但是那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

纪录片的放映被迫中断，影片中一些孩子生活的地方后来遭到占领或破坏。伊琳娜也从一名记录前线生活的记者，重新回到志愿医疗营“Hospitaliers”，开始长期参与伤员救治与撤离。

严格地说，她并不是通过常规征兵程序进入军队，而是加入了一个志愿医疗组织。她后来成为救援车组负责人，带领医疗人员前往情况最危险、医疗撤离力量最缺乏的地方。

救援车组的任务，是进入靠近前线的区域，接收伤员，进行紧急处理，再把他们送往后方医疗机构。

这听起来只是一段简单的运输过程，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决定伤员能否活下来。

撤离路线是否清楚，前线与后方能否及时沟通，救护车上的物资是否齐全，伤员在哪里交接，途中遇到炮击或者无人机时怎样应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死亡。

伊琳娜所做的，不只是亲手为伤员止血和急救。她还要协调撤离流程、改进车辆配置、与部队医疗人员沟通，并推动一套更加有效的前线救援方式。

她曾经指出，战地医护所看到的战争，与普通战斗人员并不完全一样。

士兵在战斗中可能看到夺回的阵地，看到一次行动取得成功；战地医护面对的却几乎总是受伤、流血和死亡。无论此前救回过多少人，只要有一个人没能救回来，那次失败都可能长时间留在心里。

因此，不应该把她的选择简单解释成“不怕死”。

她当然知道危险，也知道自己可能无法回来。她同样会疲惫，会恐惧，也会向往战争之外的生活。

她曾经说：

“我想要孩子，想要一座房子，想种番茄……但最重要的是结束战争。”

这句话之所以让我难忘，不是因为它听起来多么悲壮，而是因为这些愿望实在太普通了。

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庭，想有一座房子，想在院子里种一些番茄。她想过的并不是一种只属于英雄的生活，而是无数年轻人都曾经想象过的生活。

可是战争改变了这些愿望的顺序。

她不是不想生活，而是认为，在仍然有人受伤、仍然有人需要被救出来的时候，自己无法假装战争与她无关。

她曾经公开表示，没有人主动选择战争，她也憎恨战争中发生的一切。他们所选择的，不是死亡，而是继续走向胜利，并尽可能救出那些正在保卫国家的人。

这也是我们理解她为什么前往前线时，必须分清楚的一点。

她不是因为热爱战争才成为战地医护，也不是因为轻视自己的生命才一次次返回。恰恰因为她知道生命的价值，所以她无法在别人流血时完全置身事外。

与此同时，伊琳娜一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那些已经牺牲的人，会不会被社会忘记？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参与推动一个名为“荣誉一分钟”的纪念项目。

乌克兰每天上午9时会举行全国默哀。伊琳娜认为，纪念不应该只是一种阴沉、抽象的仪式。人们不只是要为一个笼统的“牺牲者群体”低头，也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曾经从事什么工作，喜欢什么，又留下了什么人。

她也主张，不仅要纪念已经牺牲的人，还应该看见那些仍在服役、仍在前线承担危险的人。

一家餐馆可以说出曾在这里工作、后来走上前线的员工姓名；一所学校可以讲述从这里毕业的阵亡者；一个社区可以保存当地人的照片与故事。

因为只有当名字重新与人生联系在一起，纪念才不会变成一种逐渐失去感觉的形式。

在这件事情上，她曾经是讲述者。

她用纪录片记录东部的孩子，用新闻工作保存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努力推动乌克兰社会记住战争中的具体个人。后来，她自己也成为了需要被人记住的名字。

2023年4月8日，伊琳娜在一次前线任务期间，提前写下了一封“如果我死去”的告别信。

当时她只有24岁。

她在信中安慰家人和朋友，不要把余下的生活全部消耗在痛苦之中。她谈到自己的恐惧，也谈到自由。她认为，人不应该等到死亡以后，才终于不再在意外界的评价，才敢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她还提前交代了自己希望以怎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

她不希望所有人都穿着黑衣，也不希望葬礼上只有悲伤和宏大的致辞。她希望前来送别的人穿乌克兰传统绣花衬衫或军装，一起唱她选好的乌克兰歌曲。她还希望大家不要购买太多鲜花，而是把钱捐给前线医疗部队。

2024年6月2日，近千人在基辅送别伊琳娜。

人们从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走到独立广场，按照她生前留下的愿望，唱起了她选定的十首歌曲。有人穿着绣花衬衫，有人穿着军装。第二天，她被送回故乡利沃夫，安葬在荣誉墓区。

2024年，她被追授三级勇气勋章。2025年2月，乌克兰总统签署法令，追授她“乌克兰英雄”称号及金星勋章。

现在，她的墓牌上写着：

战地医护。

救援车组负责人。

乌克兰英雄。

后来再去墓园时，我看到她的墓前种满了花草。花丛中还有番茄和已经结出果实的辣椒。她的母亲把这些植物种在这里，继续照料着它们。

我不愿意把这解释成她的愿望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

她想要的，是战争结束以后，在自己的家门前种番茄。如今生长在墓前的这些植物，只是在提醒来到这里的人：战争夺走的并不只是一个“战地医护”或者一个“乌克兰英雄”，也包括一个年轻女孩原本可能拥有的漫长人生。

她没有等到自己的26岁生日。

我们也不能只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短暂，就把她写成一个没有缺点、不会害怕的完美形象。伊琳娜不能代表所有乌克兰青年，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概括整个时代。

但是通过她，我们至少能够看见这一代乌克兰年轻人的一个侧面。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出生，在尊严革命期间长大，又在成年不久以后遭遇全面战争。他们原本可以学习、工作、恋爱、结婚，可以去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也可以在自己的城市里过一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子。

可是战争要求他们作出选择。

有人拿起武器，有人成为医护，有人运送物资，有人记录罪行，也有人留在城市中继续维持普通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作出同样的决定，也不应该把所有人的选择简单归纳成一种答案。

伊琳娜作出的选择，是前往她认为自己最有用的地方。

理解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美化战争，也不意味着认为年轻人为国家牺牲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真正应当被追问的，恰恰是为什么这样一代年轻人，必须在本该规划生活的年纪，提前安排自己的死亡。

战争仍在继续，新的名字还在不断出现在墓碑上。

今天，人们可能记得伊琳娜，因为她年轻，因为她是一名记者，因为她留下了一封告别信，也因为她的葬礼与众不同。

但是那些没有留下告别信、没有接受过采访，也没有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人呢？

那些只有家人和战友记得的名字，那些故事还没有来得及被写下的人，又有多少？

战争不仅夺走人的生命，也会用不断出现的新伤亡，覆盖过去的死亡。昨天的名字被今天的名字替代，个人的故事被数字压缩，最后只剩下纪念碑上一排又一排的姓名。

也许正因如此，伊琳娜生前才如此重视纪念。

纪念并不是把一个人塑造成永远不会褪色的英雄符号。真正的纪念，是重新走进一个名字，了解他曾经怎样生活，为什么作出选择，又有哪些普通的愿望再也没有实现。

过去，我只是一次次从伊琳娜的墓前经过。

后来，我才开始认识她。

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但遗忘不会因为战争结束而自动停止。那些牺牲者能否继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取决于是否还有人愿意说出他们的名字，寻找他们留下的故事，并把这些故事继续讲下去。

伊琳娜曾经努力让别人不被忘记。

今天，也应该有人记得她。

文中关于她的工作经历、纪录片与前线选择，主要依据她牺牲前刊出的《乌克兰真理报》长篇采访⁠和Suspilne人物资料⁠；告别信可核对原文报道⁠；“乌克兰英雄”称号见总统第144/2025号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