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的南洋史诗

2026年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借一纸侨批把“下南洋”的离愁与信义重新带进公众视野。侨批所承载的，不只是家族记忆，也是一部跨海谋生、以信立人的南洋史。今年春天，我随工经所课题组到马来西亚进行学术访问，第一次踏上吉隆坡。对这座城市的认知，此前大多停留在“双子塔”的明信片和关于“亚洲四小虎”的经济报道中。那是一个多种族共生的热带都会，也是一个从锡矿矿区崛起的南洋心脏。

历史脉络

我们的调研始于巴生河与鹅唛河的交汇处。1857年，87名探寻锡矿的华人矿工在此登陆，将这片泥泞的河口命名为“吉隆坡”，即马来语中“泥泞河口”之意。站在嘉美克清真寺前，看着两河交汇处升腾的薄雾，很难想象16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蚊虫肆虐的荒野。吉隆坡的历史是一部移民书写的历史。从锡矿的发现，到华人矿工的涌入，再到英国殖民者的介入，这座城市的诞生与成长始终与外来者的命运紧密相连。

我们在吉隆坡老城区穿行，茨厂街附近的关帝庙是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关键钥匙。这座庙宇供奉着三国时期的关羽，在华人社会中代表着“忠义”与“信约”的精神内核。19世纪末，吉隆坡的华人矿工与帮会之间，正是靠着这种以关公为纽带的契约精神维系着脆弱的秩序。具体而言，矿工之间立约、帮会之间议和、甲必丹（当地最高掌权人）与矿工之间建立信任，关帝庙便是这些看不见的“契约”的见证者与守护者。

叶亚来，这位来自广东惠阳的客家人，从贫苦放牛娃到锡矿工人，再到富甲一方的吉隆坡城主，其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南洋华人奋斗史的缩影。他在雪兰莪内战中平定乱局，战后召集移民重建吉隆坡，开办华文私塾，设立安老院。1881年吉隆坡大火后，他出资建设砖瓦结构的新房，让市容焕然一新。可以想见，当年叶亚来治理吉隆坡时，关帝庙不仅是信仰场所，更是调解纠纷、订立合约、凝聚民心的公共空间。站在香火缭绕的大殿前，我深刻体会到，这座城市并非由殖民者从图纸上规划而来，而是经由矿工的锄头、帮会的契约和甲必丹的权宜之计，在泥泞中一步步“长”出来的。

这种基于族群自治的早期治理模式，为今天吉隆坡的多族群格局埋下了伏笔。英国殖民者后来推行的分区居住政策，与华人甲必丹的自治传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马赛克”式社会结构。

国家象征

如果说关帝庙是吉隆坡华人社会的精神原点，那么独立广场则是这个国家现代身份的宣告之地。

1957年8月31日，英国国旗在这里降下，马来亚联合邦的旗帜冉冉升起。站在广场上，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沉重，更是一个新兴国家在殖民废墟上建构自我认同的决绝。广场周边的苏丹阿都沙末大厦、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建筑依然保留着摩尔式与殖民风格的折中主义风貌，但空间的用途已经彻底翻转，将昔日殖民权力的象征转变成了国家庆典和公共集会的场所。

从独立广场眺望，吉隆坡塔与石油双塔赫然在目。这两座建筑均为1996年建成，见证了马来西亚的经济腾飞。一位当地学者告诉我，这两座建筑不仅是地标，更是一种政治宣言，即向世界宣告，马来西亚已经从锡矿和橡胶的殖民地，成长为拥有自己工业体系和城市雄心的现代国家。

这种国家建构的努力，与新加坡的“理性主义”路径有所不同。如果说新加坡的现代化更多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精密规划，那么吉隆坡的崛起则更像一场多方博弈的结果，华人矿工、马来王公、英国殖民者、独立后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每一股力量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多元共生

马来亚大学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校园里国际学生众多，仅中国留学生就占了相当比例。我们与马来亚大学的学者交流时，特别关注了马来西亚“社会融合”的议题。马来西亚社会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群构成，这种多元结构既是国家的财富，也是治理的挑战。马来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向我们介绍，马来西亚的制度安排通过一种动态平衡来维持族群和平。这种平衡具体表现为政治上优先照顾土著，但非马来人可以自由追求社会经济利益，为各自族群捐资修建医院、学校。这种共识政治的氛围，与新加坡的家长式治理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前者更多依赖于族群精英之间的博弈与妥协，后者则更强调国家意志的贯彻。

在校园里，我们看到了不同族群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的场景，也了解到马来亚大学在接纳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方面的努力。这种包容性，让人联想到吉隆坡的城市标语：“Kuala Lumpur: a City of Contrasts and Diversity”（吉隆坡：一座充满对比与多元的城市）。然而，学者们也坦诚地指出了这种多元格局的隐忧。经济上，华人社区长期主导商业，而政治权力则主要集中在马来人手中，这种经济与政治的错位构成了社会张力的深层来源。在秩序与包容之间，吉隆坡始终在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

文化根系

调研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晋江华侨。在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人社团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太平仁和公所创立于1883年，至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我们在与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的交流中了解到，早年东石先辈渡海南下，初至异乡举目无亲，谋生、看病、落脚处处皆是难题。为帮扶流落他乡的同乡，先贤依托故乡“仁和里”之名创立仁和公司，为找不到工作、身患疾病的同乡提供临时居所与物资接济。

这种抱团取暖的乡土意识，与新加坡的娘惹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照。娘惹文化是早期华人与马来本土深度融合的产物，呈现出一种化学反应式的文化融合；而吉隆坡的晋江华侨社群，则更多地保留了侨乡的印记，他们建立会馆、兴办华文学校、传承闽南习俗，在异乡的土地上构筑了一个个微缩的文化飞地。一位乡贤在座谈中动情地说：“百年来海外华文之所以能够延续不断，依靠的是一代代华教先贤不计得失的付出。文化之根必须依靠教育牢牢扎稳。”

在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融合的形态，即中国穆斯林风格的阿拉伯文书法，将阿拉伯文融入寿桃、花瓶等中国传统元素之中。这让我意识到，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并非简单的并置，而是一种深层的、多层次的交织。其中既有中华文化与马来文化的深层互动，也有侨乡文化的飞地式坚守，更有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跨地域对话。

吴海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吴屹桉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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