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家庭特别常见的 5 件童年小事，正在阻止你变有钱

一个人长大以后能不能赚到钱，当然首先受到家庭资源、教育机会、行业、经济环境等现实因素影响。

但我们既不能把一个人的经济处境简单解释成「原生家庭造成的」，更不能反过来暗示收入不高的人只是需要改变心态。

不过，即使是类似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条件、回想起童年也觉得幸福，仍旧有很多不同的心理因素保留了下来，成年后影响我们赚钱。

找一份好工作，争取晋升和谈薪，认识新的合作伙伴，有些来自经营副业、创业，有些需要先投入几年学习一项暂时不能变现的技能。

而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不经意间培养起来的。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来自童年时我们没有注意的、一些反复发生的小事。

小时候分组，总是最后剩下的那个。一大群人一起玩的时候，很少有人主动叫自己。走进一个已经形成的小圈子，会本能地觉得自己可能不受欢迎。

很多经常转学、不太善于社交的小孩经常会有类似的经历。Ta们或许并不是没有好朋友，只是每次走进一群人当中，会下意识觉得「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有心理学家发现了这种现象，一路研究到了这些人的成年收入状况。

Conway等人（2024）追踪了525名美国儿童，从9-14岁一直观察到25岁左右。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经历的某些同伴忽视与成年收入存在关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参与者中，频繁地「被排除在活动之外」和较低成年收入相关。

这项研究并不能告诉我们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能证明小时候被排斥直接造成成年收入下降。

但可能的原因是，一个孩子如果很早习惯了「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成年以后可能也更容易在机会真正拒绝自己以前，先把自己排除出去。

看到一个要求很高的岗位，会先觉得自己不够格； 想认识一个行业前辈，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太冒昧； 会议上有一个不错的想法，却习惯等待别人先说； 面对加薪、晋升或者合作机会，也容易先考虑「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要求太多」……

而成年世界里，很多赚钱机会不会主动发邀请函。

我们有时需要主动申请、主动认识别人、介绍自己的能力，让别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副业和创业尤其如此，很多项目、客户和合作本来就是在人际网络中流动的。

赚钱经常需要一个很小但重要的动作，那就是在别人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有你的位置」以前，我们先允许自己走进去。

当然，如果这种困难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回避，它也并非一种无法改变的性格。

2024年一项元分析发现，心理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成人社交焦虑（de Ponti et al., 2024）。这当然不能证明咨询会提高收入，但它说明「总觉得自己不该出现在那里」背后的部分心理机制，本身是可以改变的。

还有一种经历常常来自父母的好意。

孩子想尝试一件事，大人觉得效率太低，于是直接告诉ta怎么做。想选一个不太常规的方向，大人先帮ta分析为什么风险太大。遇到一点困难，父母很快给出解决方案。

孩子未必因此受到什么伤害，甚至可能一路被照顾得很好。

只是这个过程中，孩子少了一个练习的机会，那就是在没有人告诉我答案的时候，我能不能自己启动、自己判断。

2024年一项针对1411名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创业教育能够提高创业自我效能（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但较高的父母心理控制会削弱这种正向关系（Gao & Lu, 2024）。

换句话说，同样学到了创业知识，都知道了「该怎么做」，但那些被父母保护得更好的人，更难相信自己能做得好。

2026年另一项研究则发现，父母过度保护与年轻成年人较低的主动型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相关（Zhou et al., 2026）。

主动型人格并不是简单的外向，而是当环境没有自动给出机会时，一个人是否倾向于主动改变环境。

这恰恰是副业和创业特别需要的东西。

主业通常有人规定任务、截止日期和考核标准，副业却没有老板告诉我们今天必须发第一篇文章，也没人要求我们联系第一个客户、做第一个产品。

所以有些人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从小练习最多的是「把别人交代的事情做好」，很少练习「没人要求的时候，我自己决定做一件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父母替孩子多做决定，就会导致ta成年赚不到钱。这里更多是一条值得观察的心理链条。

不过，如果成年后每一次自主决定都伴随着强烈犹豫、寻找权威许可或者害怕自己承担结果，职业咨询本身也有干预空间。

2025年的元分析发现，个体职业咨询能够改善职业决策困难、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和职业适应力等结果（Milot-Lapointe & Arifoulline, 2025）。

这个是东亚小孩常见的成长环境。

孩子做得好时，父母明显更加高兴。成绩下降以后，他们未必批评，只是会变得失望、冷淡，或者不断提醒孩子「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慢慢地，孩子可能学会一条规则，做得好，不只是事情做得好，也意味着对父母来说我才是好的。

2025年的研究发现，父母与学业有关的负性条件式关注（parental negative conditional regard），更容易让孩子把自我价值绑定在表现上。

也就是说，孩子会认为自己这个人好不好、有没有价值，必须看ta的成绩、ta的表现、ta创造的价值等等。

这种性格似乎很适合上班，但ta们也有尤其在意领导的评价，把班上得很累。

不仅如此，ta们还很难开启副业和创业。

因为副业和创业有时要求一个人允许自己做很多暂时没结果、不成功、不被认可的东西。

第一篇内容没人看，第一个产品没人买，第一次报价被拒绝，经营几个月发现方向选错了，这些都很正常。

但如果一次结果不好很容易被内心解释成「我不够好」，试错成本会突然变得特别高。

一个人可能不是没有商业想法，而是每个想法在真正拿出去以前，都必须先达到一个几乎不会失败的标准。

于是准备越来越充分，真正推出去的东西却越来越少。

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童年经历真正影响我们的地方不只是「变得完美主义」、变得「累」，而是让我们失去低成本失败的能力。

有时候赚钱需要的未必是更加相信自己一定成功，而是失败一次以后，不急着证明自己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这种童年经验也很常见，尤其见于那种父母很忙的家庭里。

家里的生活安排经常变化。父母说好的计划临时取消，搬家比较频繁，照顾自己的安排时常改变，或者家里许多事情很难提前预测。

明明说好了，明明在期待了，但每次都很难兑现。

这就是童年不可预测性（childhood unpredictability）描述其中一部分经验。

Martinez等人（2022）发现，童年越不可预测的人，更倾向于选择眼前较小但确定的回报，而不是等待以后更大的回报。

也就是说，这些人从小就生活在一种「不知道父母会不会又改主意」的环境里，于是ta们对于未来的估计就是「未来无限渺茫，得抓住眼下」。

反正父母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何必对以后的东西那么在意。

不过，这里说的不是「不敢冒险」，而是ta们不愿意为了一个暂时看不到结果的东西持续投入注意力。

但是很多能够增加收入的事情都具有这种结构。

学习一个半年后才可能接单的技能，经营一个前几个月几乎没人看的账号，下班后做一个暂时没有收入的项目，积累作品等待以后转行，甚至一些长期财务规划，本质上都是「现在付出，未来再看」。

如果过去的经验经常告诉我们「以后不一定兑现」，那么特别重视即时回报并不奇怪。

于是有些人会发现，只要一件事连续几周没有反馈，脑中就会迅速出现「是不是在浪费时间」。

这不是简单的没有毅力，没有远见，它是一种对未来回报更低的主观估值。

最后一种经历最最最常见，但也和赚钱最直接，那就是——

「✨压岁钱我帮你保管✨」

不仅如此，孩子开始赚钱以后，也默认应该先考虑整个家庭。父母给孩子买房、交学费，于是对于工作、婚姻和消费也拥有更多发言权。

这些行为本身未必一定就有问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当钱的边界长期与爱、服从、责任绑在一起，一个人可能很难分清「我愿意给」和「我必须给」。

研究者把这种家庭状态称为家庭经济纠缠（family economic enmeshment），也就是说「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的钱我的钱」。

这类家庭里真正困难的问题可能不是「会不会赚钱」，而是不能从心理上真正拥有自己赚到的钱。

收入增加以后首先想的是家里还有什么需要，想花钱学习一个父母不认可的东西，会觉得内疚。想辞掉一份父母觉得稳定的工作，会感觉自己辜负了他们。

甚至父母没有开口要求，我们也已经默认，自己的资源首先应该属于整个家庭。这让我们很难真正处理自己的钱，更别提对钱的来去有清晰的规划。

很多影响我们赚钱的事情，小时候看起来其实都很合理，把这些研究放在一起，也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讲同一件事。

有人更容易退出机会，有人特别会工作，却不太会确认自己的价值。有人需要别人规定目标以后才容易启动，有人很难承受一次普通失败。有人需要很快看到回报，还有人学过很多关于钱的知识，却不相信自己能够独立处理钱。

这些都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童年「有问题」，甚至很多规则在最早出现的时候都非常合理。

只是成年以后赚钱需要的东西变多了，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变多了。

心理咨询的相关研究已经告诉我们

看起来像「我就是这种人」的模式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固定

但如果这些问题最后变成了

社交焦虑

完美主义

不确定性难以耐受以及

职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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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衫春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插图来源/Pinterest

参考文献

Bodó, V., & Kun, B. (2026). Parental control, parentification, and self-evaluative mechanisms in work addiction and impostor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Brueckmann, M., Wild, E., & Wolff, F. (2025). Planting the seed: How parental negative conditional regard boosts vulnerability to excessive study behaviour and burnout. BMC Psychology, 13, 977.

Conway, H. M., Conway, S. H., Schroeder, B., Peskin, M. F., & Jetelina, K. K. (2024). Associations between childhoo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adult income: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a representative US sampl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24, 6678254.

de Ponti, N., Matbouriahi, M., Franco, P., Harrer, M., Miguel, C., Papola, D., Sicimoğlu, A., Cuijpers, P., & Karyotaki, E. (2024). The efficacy of psychotherapy for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104, 102881.

Galloway, R., Watson, H., Greene, D., Shafran, R., & Egan, S. J. (2022). The efficacy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of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for perfectionis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51(2), 170–184.

Gao, Y., & Lu, J. (2024).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self-efficacy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diated by harmonious passion and moderated by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Scientific Reports, 14, 31892.

Lanz, M., Sorgente, A., & Danes, S. M. (2020). Implicit family financial socialization and emerging adults’ financial well-being: A multi-informant approach. Emerging Adulthood, 8(6), 443–452.

LeBaron-Black, A. B., Curran, M. A., Hill, E. J., Toomey, R. B., Speirs, K. E., & Freeh, M. E. (2023). Talk is cheap: Parent financial socialization and emerging adult financial well-being. Family Relations, 72(3), 1201–1219.

Martinez, J. L., Hasty, C., Morabito, D., Maranges, H. M., Schmidt, N. B., & Maner, J. K. (2022). Perceptions of childhood unpredictability, delay discounting, risk-taking, and adult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A life-history approach.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4(2), 705–717.

Milot-Lapointe, F., & Arifoulline, N. (2025).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ividual career counseling on career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 62(1), 49–57.

Mundi, H. S. (2025).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maybe too much?”: The Financial Enmeshment Scal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75(257), 573–584.

Neneh, B. N. (2019). From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to behavior: The role of anticipated regret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12, 311–324.

Wilson, E. J., Abbott, M. J., & Norton, A. R. (2023).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97, 102729.

Zhou, X., Tao, K., Zhang, M., & Huang, J. (2026). Is negative parenting always harmful?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ental rejection and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on proactive personality in young adul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7, 1798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