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孩子是“差生”

维舟按：这篇文章的讲述者谢岚，是我大学隔壁班同学，毕业后很多年里，她都在报社当记者，2014年起在上海广中学校做校外老师，那是一所只收初中男生、且是所谓“差生”的专门学校，她在那却一待就是十年。

她把那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我不是差生》，没有任何宣传推广，因为她出书不是为了名，而只是觉得那些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孩子，其实也都很有个性，他们的表达很少被看见，但也值得珍惜。

以下是她的讲述。

文｜陈亚杰

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20年春天，我请初三的同学写作文，用的是外校中考模拟卷的题目《行走》。当堂写，涛仔一个字没动，趴在桌上睡着了。

课后我问他，能不能周末补一篇，他点点头。我没抱什么希望——这些男孩平时住校碰不了手机，一到周末，大半时间都被游戏吞掉。后来他告诉我，那篇作文是周日晚上开始写的，写到凌晨三点。

学生课外时间拍摄的照片，选自谢岚所著书籍《我不是差生》，下同

“那是我最黑暗、最叛逆的时期。那时的我，因为夜不归宿、上课睡觉、课间打闹、不做作业等‘不良行为’，被一些同学排斥……后来，我被老师劝到一所新的学校里，就是现在就读的广中学校。这里给了我一些美好时光。”涛仔写道。

我印象里，涛仔刚来广中时很瘦小，脸色黑蒙蒙的，像只容易炸毛的斗鸡。可临近毕业，同学俞小乐说：“他现在脾气太好了，都没脾气了。”

涛仔在作文里回忆，七年级和老师同学一起划皮划艇，自那之后开始经常向老师提问；八年级还是上课睡觉、抄作业，但“不再是那个垂头丧气的学生”；九年级在老师的提醒下，每时每刻想将来“怎么办”，感觉自己好失败。最后，写道：“哪怕前方黑暗，只要我心存信念，定有一丝光让我穿梭。”

2014至2024年，我在广中学校做校外老师。广中在上海虹口区，是一所公立寄宿制专门学校，只收初中男生。说它“专门”，是因为它招收的是初中阶段“陷入困境的学生”——逃学的、日夜颠倒打游戏的、跟同学、老师冲突不断的……这些青少年，往往被贴上“差生”的标签。

这里的招生方式和普通中学不同。老师和虹口区各中小学保持联系，了解哪些孩子出现行为偏差。如果评估下来，一个孩子在原校的教育效果不好，家庭教育也失控了，广中和原校就会跟家长、孩子沟通，三方达成一致才入校。来了之后不适应，也可以按程序离开，回到之前的学校。

因为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专门学校，出于对青少年的保护，学生的履历上写的始终是原来的学校。我们也不想让“专门学校”这个标签，将来成为学生的包袱。

我第一次来广中是2012年，当时我还在一家报社工作，来采访。这所学校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和师生聊天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大家都很坦率、很松弛。从报社辞职后，我想转行干点什么，脑子里冒出来的就是这个学校。

《铁拳教育》剧照

校长乔俊君和我说，广中最初也不是这样的。春游时，学生会和老师起冲突、打架；晚自修，学生把老师堵在门外不让进，自己在里面看电视……学生不服管，学校只好实行严格的规范和惩戒。他回忆自己1995年进广中，那几年在学校里几乎不笑，学生一看到他就怕，走到哪里，哪里就没了声音。工读学校特殊的历史背景，让师生之间长期是一种“看守和被看守”的关系。

广中的前身是一所工读学校，在上世纪80年代专门接收有违法行为、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发展，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学生显著减少，来的主要是沉迷网吧、逃学、打架斗殴的。

2007年，乔俊君担任校长，他想“教育不应是压抑的”，尝试组织各种活动，后来逐渐发展为“项目式＋体验式学习”。同时，当时上海规定，学校必须有一定课时的拓展课。广中陆续开设了手工课、模型课，最受欢迎的是烹饪课：老师在家访中得知，有位同学从上小学起，没有人给他做饭，都是点外卖、吃盒饭。老师们听了很难过，希望他日后能学会做饭，吃饱、吃好。我后来访谈学生时，好几个男孩都提到喜欢做饭、做甜品。

学生课外时间拍摄的照片，选自谢岚所著书籍《我不是差生》，下同

改变也会遇到争议。比如，以前广中满是冷冰冰的铁门、铁窗、铁栏杆，像个大铁笼子。在“校舍安全工程”中，对要不要拆铁门、改装木门，争议很大，老师们担心：学生一脚踹开怎么办？还管得住吗？后来，乔俊君说，不少学生见大门紧闭，就偷偷找机会从窗户爬出去，“太危险了，我宁可他撬门。”老师们一想，的确如此。

木门窗装好后，大家担心的状况没有发生。

来之前，我对“差生”没有太多概念。我主要负责拓展课，进班时，班主任已经和学生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学生们对我都很客气。当时，正赶上“屋顶农场”项目收尾——3000斤土，师生一麻袋一麻袋扛上四楼；肥料是他们自己的尿液，最终他们真的把菜种了出来。之后又做垃圾调查：从家里人均每天产多少垃圾，一路查到社区、填埋场。

他们产出的报告非常扎实，这个项目入选了教育部的一个中美交流计划，上海只选了两所学校。通过这个项目，我对孩子们的初印象很好。

把学生当合伙人

但我在广中主动发起的第一个项目，中午读书会，却彻底失败了。学校图书馆有不少书，学生会来借书看。我就想不如搞个读书会，大家一起读书、聊天，慢慢熟悉起来。但读书会开始后，学生不是打闹，就是趴着睡觉。后来才知道，他们多半是因为不想午休，听说这里有零食，才来的。

我很尴尬，但没有生气。读书会转不起来，问题不在学生：可能是书没有选对，也可能是我并不具备带好一堂课的能力。我不是专职教师。此后，我慢慢把自己放在项目策划者和观察者的位置上。

在这样一个学校里，教育不主动贴近学生，让他们表达自己，就没有出路。2016年，我接触到教育戏剧课，并把它带进广中，外请专业老师给学生上课。第一节课，外请的老师凭借此前教小学生的经验，带来童话《巨人的花园》。青春期男生根本不感兴趣，三三两两地坐着，也不回应，教室里充满了不自在。

老师做了调整，第二节课带来一张“寻人启事”：14岁的郑克寒离家出走，父亲正在找他。“你们觉得郑克寒是什么样的孩子？”学生们一下来了兴趣，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他爸爸脾气不好，又不爱说话，父子俩见面总没好话。”

“他心里很着急，很努力地想听懂、想写好作业，可好多东西就是看不懂。”

我记下并整理了这些课堂上即兴冒出来的话。后来，我和外请编剧、学生一起构思、创作成戏剧《郑克寒的青春期》。

但不是每一位外请老师都能建立起合适的课堂关系。有一位外请老师带学生做热身活动，活动形式偏当代艺术，比较抽象，没有一个学生动起来。老师积攒的情绪一下爆发出来：“你们学校、校长、老师这么重视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那天，我和学生一起坐在课堂里，能感受整个教室的气压低得吓人。

引进戏剧课时，我想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师生关系，不是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指责学生。听到老师的斥责，我很生气，甚至愤怒。下课后，我和老师坦诚地沟通了这个问题，然后商量出一个方案：愿意上的，留下；不愿意上的，可以回去自习。

当时，一个高个子男生站在五六米外看着我，眼神像在问：我真的可以走吗？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回教室了。留下的孩子反而和老师一起上了一次很棒的戏剧工作坊。

学校很重视学生表达意见的权利。有一次，我正和校长聊天，班主任陪着一个学生走过来。男孩戴着黑框眼镜，始终盯着地面，双手绞在一起。“这个课，我暂时不想上。”能看出来，他很内向，大概是在班主任的鼓励下，才鼓起勇气走到校长面前。

校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高兴，你能直接和我表达。”

那次谈话让我触动，在这里，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被平等对待。事后，我也会去问他们：到底是哪里不喜欢？再根据他们的反馈，调整课程安排。

2017年底，《郑克寒的青春期》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戏剧节，和重点高中的老牌剧社同场，获得二等奖和最佳男配角。去领奖的学生在舞台上蹦来跳去，开玩笑说：“学渣”第一次完胜“学霸”。

更让我意外的是，下一届学生上戏剧课时特别积极。他们跟我说，没想到平时一起打闹、看上去邋里邋遢的同学“一上台像换了个人”，“我也想这样，也想上台，像换了个人一样。”

《点燃我温暖你》剧照

为什么广中开设创新课程？校长说过“学生会到专门学校，就是过去那一套教育方式没有效果。如果专门学校仍对这些孩子采用类似的教育方法，让孩子重复原来普通学校的生活，那必定是无效的，会走到一个死胡同。”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是把学生当成合作伙伴，探索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

涛仔跟我说，他不再总是垂头丧气，和广中丰富的生活体验有关。以前，他只想打游戏。七年级时，他们一起画校园走廊墙绘，也给外国来访者介绍校园。“经过这些活动，心情开始开朗，也感受到老师不会放弃，不会跳过你。”

墙绘活动中，班主任发现涛仔喜欢画漫画，不爱和人打交道，却能安静地把任务做得很稳。另一个被家里寄望走美术道路的学生，反而显出协调、统筹的能力，后来被推选为班长。

我当时就感慨，仅一个墙绘活动，就能轻而易举地展现他们身上优秀的品质和能力。而此前，这些孩子被认定为“差生”：学习差、行为差、品德差，什么也不行，被“误解”，被“看扁”了那么多年。

去了解他们生长的土壤

我给学生布置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幸福在哪里》。一个叫小窝的学生写道：“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因为……我很久没有感觉到幸福。”

学校里有一类学生，被称作“社会人”。小窝就是其中一个。15岁时，他跟着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小混混，学会抽烟、喝酒、打架。

小窝写道，父母经常吵架，哥哥成天在外面混。他由老人带大，但外公很严厉，让他觉得压抑。他能想到的一件幸福的事，是靠自己一天三顿吃泡面，几个月攒下2700块钱，买了一双闪闪发光叫“AJ伦纳德”的鞋。

《少年的你》剧照

我有些担忧，他们拥有的幸福体验实在太少了。

我在广中并不直接接触学生家长。但每周二的晨会上，老师都会谈起学生近来的情况。有的孩子经常逃学，不肯回家。家访后才发现，一家人挤在一张高低床上：父母睡下铺，孩子和杂物挤在上铺。还有个孩子常年住在爷爷奶奶家，睡地铺。老师提起的许多家庭里，父母要么长期疏于照看，要么动辄打骂。那些不愿回家的孩子，并非没有原因。

不过，给孩子的行为偏差寻找原因，并不总能得到一个明确答案。有个学生脑海里常冒出许多想法，觉得别人要攻击他、伤害他。老师试着了解他的家庭：母亲很关心他，但管得比较紧；父亲有些粗暴，会体罚他；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哥哥没有类似的问题，还读了大学，当了老师。是什么让他脑海里反复出现“别人要害我”的想法？分析到最后，大家仍有分歧。

校长说，做得越久，越能发现，行为出现偏差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我们未必能找到答案，但还是愿意去了解，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究竟经历过什么；也愿意去看，他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

和学生聊天时，我还发现很多孩子开始厌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学业一下子变难，上课听不懂了。接下来，他们往往会遇到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人过问，大人没有发现孩子已经跟不上；另一种是父母和老师开始帮忙，但效果不好时，又容易把原因归到孩子身上——要么是智力有问题，要么是态度有问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2》剧照

俞小乐三年级时，成绩有些下降，父母赶紧给他报各种补习班。他说自己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心情越来越烦躁，成绩也越来越差。他本能地从别的事情中寻找动力，“学习让我越来越感到无聊、烦躁和机械，而游戏能带来不同的感觉。知道它是假的，但玩起来还挺有意思。”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孩子沉迷手机背后的想法。

2022年，我自己的儿子进入初中，我有了更切身的感受。突然之间，我和孩子都得晚睡早起，连充足的睡眠都很难保证。每天监督他写作业，我自己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有时候，儿子太累了，我就给他请一天假在家补觉。即便如此，到了下午三四点，我还是不得不开始催他写作业。

儿子也会违反约定，在非娱乐时间玩手机。我下意识地数落他，发了火。事后想起俞小乐的文章，我很快冷静下来，向他道歉，也说了自己的担忧。那之后，我们反而能沟通了，他会开玩笑：“老妈，你当时好暴躁。”

去“哪怕只要一个善意的目光”

这几年广中的学生有一个变化：越来越多成绩还不错的孩子被送过来，他们出现了厌学或其他情绪问题。看上去平静的家庭，却暗流涌动。有个学生成绩很好，却反复逃学，一走十几天，身无分文也不回家。老师后来才摸清：他妈妈在家里装了三个监控，日夜盯着。他逃，只是想透口气。

在广中，老师会给孩子透口气的自由。

有段时间，俞小乐不想学习，“有个事情怎么也想不通”，想在谈心室里独自待一周。“如果换作其他老师，肯定会批评我，然后让我回教室，但广中的老师同意了。”

《追光的日子》剧照

校长也和我谈起过这件事。起初，学校很犹豫，也很担心，但最后还是决定尊重他独处的需要。那一周，校长每天都会有意无意地路过谈心室。有一次，他忍不住，装作随意地问俞小乐在做什么。俞小乐说：“我在思考。”校长一时语塞。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权利阻止一个学生思考。

在俞小乐看来，老师的支持让他感到师生之间是平等的，他就愿意和老师交流、发生改变，开始主动学习。他说，在“破罐子破摔”的时候，他感受到“旁人的目光”大多是恶意的。“但如果众多恶意的目光里面有一个善意的，哪怕只要一个，就会不一样。”

校长也意识到，只有感到安全时，他们才能开始学习，而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需要以关心、支持、鼓励和理解为基础。

有学生不愿意来学校，老师就周末骑车去他家看看，学生不在，就跟学生奶奶聊两句。老师希望借此让学生知道，这背后是关心。学生后来来了学校，还会半开玩笑地对新同学说：“你要是不来，就会享受老师的特别待遇。”

选自谢岚所著书籍《我不是差生》

孩子们并不真的排斥成人的建议和指导。

有个学生提到，他有一次和老师在食堂聊了很久，老师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说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老师帮他一一分析，“那是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人生以后是有路走的”。以前他跟其他大人聊，对方听完笑一笑，就没了。

让我意外的是，不少学生在访谈时都向我表达，他们在广中最大的变化，是“有人管”。有个孩子跟我讲了一个比喻，他就像一头小牛，不愿意念书，去酒吧、网吧到处混，但内心其实很迷茫，几个孩子聚在一起更多是“抱团取暖”。那个学生后来说，当一头小牛在外面跑久了以后，他特别渴望回到有栅栏的地方。

小窝就提到，他以前不明白什么是“危险社会”，出去混觉得自己很帅。但有一次在酒吧，围观人打架，警察来了之后，他听朋友的话，吓得不分青红皂白地跑了。结果，“警察像‘猫抓老鼠一般，而我就是那群老鼠之一’”。在派出所，他开始感到害怕。他在作文中写道，“行走，需要照路的明灯、正确的方向、明确的思想。”

《少年的你》剧照

也有人觉得，广中的孩子最后很少考进高中，大多数进了“三校”——中专、职高、技校——这就是失败。我们不这么看。2022届有两个学生过了区重点线，成绩最低的一名学生只考了373分。但老师们同样为他自豪：刚进校时，他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老师一点一点帮他补；中考时，他数学考了50分，理化也及格了，是那一届进步最大的学生。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来到广中前，他们已经“脱轨”了。进入广中后，大部分人找到了自己的轨道。回顾在广中的这些年，我有一个越来越深的体会：广中做的，是陪伴一群反复被告知“你不行”的孩子，和他们一起创造一些具体的、美好的东西，让他们重新觉得，今天还值得过。

2024年，因为家庭原因，我辞去了在广中的工作。今年夏天，《我不是差生》出版。书中写到的那届学生，已经毕业、进入社会一年，班主任组织了一次聚会。

那天下午，他们回到学校，讲起各自的近况。

有人在央企做外包，还兼着婚庆主持。他说，很感谢班主任当年总推他去国旗下讲话。自那以后，联欢会唱歌、家长会发言，他都敢了。至于为什么打两份工，他说，央企里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趁年轻，还想折腾。

有人喜欢二次元，在二次元店上班。此前，他在面包店工作，店里规定员工只能守在一个区域，同事之间不许闲聊。现在做着喜欢的事，同事也处得来，他觉得挺好。

还有个男孩，第一份工作在便利店，熬夜太伤身体。后来，他一点一点自学画画，找到了一份和画画有关的工作。周末，他会和室友化妆、戴上假发，去参加漫展。

有人从台球室辞职，准备考电工证；也有人还没有工作，待在家里。

他们也会抱怨工作难找、薪水很低，也会迷茫。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没有急着把自己判定为失败，而是在现有的生活里继续摸索，一步一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