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最新一期重磅文章，“总机关”提法值得细品！

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据求是网消息，9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今年最新一期（第18期），将发表重磅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

从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一份面向全党全国的权威学习文本，这意味着基础研究不再只是科技系统的业务议题，而是被提到了全党全国的战略高度。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比喻。

01

这个比喻的原话是：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

“源头”不难理解，我们说了很多年。“前沿阵地”也是常见表述。但“总机关”这个提法，在此前的公开文献中极少出现。

机关是什么？是机器内部驱动、联动的核心枢纽。总机关则是决定整个系统运行的中枢。

学习时报刊发的一篇解读文章说得很形象：一台机器出了故障，你只去调试外部零件，不去检修总机关，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源就在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

这个比喻背后，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困扰中国科技界多年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能造出世界最大的盾构机、最先进的高铁，却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精密仪器上被人卡脖子？

答案指向同一个方向——底层原理没搞清楚，应用技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盾构机和高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已有科学原理基础上的工程集成创新；而芯片和工业软件的困境，恰恰是因为从物理学、材料科学到数学算法的底层原理上，我们缺少“从0到1”的突破。

02

在企业层面，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正在增强。

2026年5月，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一个罕见的画面：任正非出现在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的“芯片基础技术研究实验室”内。

这个实验室被认为是支撑华为麒麟手机芯片、鲲鹏服务器CPU、昇腾AI芯片等全线产品的源头创新基地。华为将全球最大的研发基地（练秋湖研发中心，总投资超百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06万平方米）用来展示芯片基础研究，战略意图再清晰不过：把这里打造成“技术策源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来自DeepSeek。这家AI公司2026年初连续发表多篇由创始人梁文锋署名的学术论文，其中一篇提出了“条件记忆”的新架构，直指大模型规模扩展的核心瓶颈。

这不是产品发布，而是基础研究层面的论文产出。

一家做应用的公司，为什么要把精力放在发表学术论文上？因为它很清楚，如果不解决底层架构的数学问题，产品迭代迟早会撞上天花板。

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看，能发现一个趋势：当企业开始主动向基础研究“逆行”的时候，说明市场需求已经走到迫切需要底层科学支撑的阶段。

03

中央层面确实在加大力度。2026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

数字看起来不错。但如果把视角拉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为7.08%——这个数字虽然连续七年保持6%以上、创了历史新高，但对比OECD国家普遍15%以上的水平，差距仍然明显。

经济学家林毅夫今年6月接受采访时直言，基础科研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应逐步提升到15%以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问题。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仅为6.5%，远落后于传统科技强国。这意味着，基础研究投入主要靠财政，企业的参与度还远远不够。

核心高层曾在讲话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同时要求“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财政部已经在推动这件事，具体落地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联合基金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就是这一机制下的典型案例——企业出资、基金委配套、科研机构揭榜，三方各司其职。

换句话说，财政资金在这里扮演的不是“主力军”，而是“引子”，用有限的公共资金撬动企业把研发预算往基础研究方向倾斜。

但坦率地说，这只是开始。

04

这篇文章真正超出以往表述的地方，在第三段。

核心高层在讲话中有一段措辞极为罕见的话：一些地方和单位仍然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基础研究是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业，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可消极无为，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境界和担当，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这不只是科研工作思路问题，更是大局观、政绩观问题。

把基础研究工作上升到“政绩观”的高度来谈，这在以往的科技政策文件中极为少见。

为什么？因为基础研究的本质特征就是“慢”。一项基础研究的突破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地方官员的任期通常是三到五年。

当一个地方的政绩考核以GDP增速、招商引资为核心指标时，投钱做基础研究在短期内的“性价比”极低。这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矛盾：国家需要基础研究，但地方官员的考核周期和基础研究的产出周期天然不匹配。

用“政绩观”三个字点破这层窗户纸，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将成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具备战略眼光的重要标准。

讲话中要求“认真查摆和整改科研工作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其分量，朋友们应该都懂的。

05

“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这样一次座谈会，核心高层在讲话开篇就定调“具有标志性意义”，意涵不一般。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科技竞争正在加速聚焦基础前沿领域。

白宫今年7月发布的科学政策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对等竞争对手”，称中国在研发支出上已经与美国“完全持平”。

这意味着，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接下来的竞争，拼的是谁能在基础科学上率先突破。

从内部需求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根基在基础研究。

当中国在越来越多领域从“跟跑”变为“并跑”甚至“领跑”时，“必须自己发明”就不再是选择，而是唯一出路。

这篇《求是》文章的发表，可以看作是“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战略的一次总动员。

“总机关”这个论断，既是一个比喻，更是一种定性——它告诉我们，所有看得见的技术竞争，背后都是看不见的科学竞争。谁在基础研究上领先一步，谁就能在未来的技术格局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