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研分析| 世界第一的工厂，为什么发不出世界第一的工资：一张工资表，停在同一个数字上五年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京城夜读）

九月初，宁波北仑，老陈把一张工资表推到人事经理面前，用手指敲了敲第三行。

表上是一个熟练焊工的月薪：七千二。

五年前招他进来的时候，也是七千二。

这张表在老陈的抽屉里放了五年，被翻出来过很多次——每次谈涨薪、每次算成本，每次都又放回去。

而就在同一个下午，他刚签完另一份合同：在越南海防再建一条产线，投资额是宁波厂的三倍。

「国内的工人我涨不起。海外客户给我的价格，是按越南的人工算的。」

就在同一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站上 30% 以上，连续十六年世界第一。

这两件事不矛盾。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图1　四个数字：出海成功了，工资没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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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做汽车零部件。他给了我三个数字，我记了很久。

图2四年间的四条线：营收涨2.6倍，工资涨16%，技术岗腰斩

营收

2019年 3.2亿→2026年 11.5亿

工人工资

2019年 6,200元→2026年 7,200元

同期中国名义GDP

+52%

营收涨了 2.6 倍，工资涨了 16%。这不是“老板黑心”，这是报价单决定的。

你越成功地把产品卖出去，就越要把国内成本压到客户的参照系里去。而那个参照系，是越南的人工。

更奇怪的是：他招的人比去年多了三成，但都是产线操作工，月薪五千出头。

图3　岗位总量扩了，但高薪岗位缩了

技术工岗位占比

2019年 15%→2026年 5%

研发岗占比

2019年 11%→2026年 4%

岗位总量

565人→857人

升级的是设备，不是岗位。

02

老陈没涨的那部分工资，落到了阿珍身上。

她是老陈厂里的质检组长，三十七岁，二〇一一年进厂。她的工资轨迹是从工资条上抄的，不是回忆。

月薪

2011年 2,600元→2026年 7,100元

一碗牛肉面

2011年 8元→2026年 18元

图4　阿珍的十五年：名义涨了4,500元，被物价抵消后所剩不多

工资涨了 2.7 倍，牛肉面涨了 2.25 倍。

这 0.45 倍的差额，就是她十五年的全部所得。

“算下来好像还多了一点，”她笑了一下，“但我这十五年，加了无数个班。”

图5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十六年只涨了11个百分点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

2008年 40%→2024年 51.3%

年均提升

不到 0.7 个点

追上发达国家

还要二三十年

中国比美国低 6.1 个百分点，比德国低 8.7 个百分点。

图6　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比德国低 8.7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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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珍不涨工资，不只是因为老陈不愿意。

老陈能把成本压到这么低，一部分来自另一个人给的好处——优惠地价、税收返还、审批加速。给这些好处的人，姓吴。

老吴在长三角某县级市的招商局干了十四年，每年考核的核心数字只有一个：规上工业产值。“这 8% 怎么来的？全靠几家出海企业扩产。”

考核要的是产值，产值靠企业扩产；要留住企业扩产，就得让利；而地价越优惠，我能拿出的钱越少。

老吴让出的每一块地，都是阿珍少拿的一份安全感。

那些钱本该去的地方是公共服务、社保补贴、转移支付——恰恰是阿珍这类工人最重要的“隐形工资”。

04

三个人没有坐到一起。老陈在宁波算工资，阿珍在产线上加班，老吴在办公室核产值。

但他们被同一根绳子绑着。

1️⃣ 老陈越成功，阿珍的天花板越低

他的报价参照系是越南。越成功地把产能铺向海外，就越要在国内压住成本。

阿珍不是不努力，她是被放在了一个“不能涨”的岗位上。

2️⃣老吴越让利，阿珍越缺少底气

让利对承接产业转移有效，但意味着地方财政可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保的钱变少了。

老吴让出的每一块地，都是阿珍少拿的一份安全感。

3️⃣ 三个人的理性，合成一个死循环

老陈不涨工资是对的——涨了就丢单。老吴让利抢企业是对的——不抢，产值就没了。阿珍拼命加班是对的——不加班，收入撑不住。

三个人都没做错。但合起来：企业压工资 → 居民不敢花 → 内需起不来 → 更依赖外需 → 更压工资。

这个循环的出口，不在三个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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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出口，得先问：当年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工资是怎么涨起来的？它们也做代工、也靠出口、也拼价格。

图7　日韩工资上涨期年均两位数，中国不足1个百分点

日本　1960–1965

产业工资：五年翻一倍，年均约 +10.4%

韩国　1986–1990

制造业工资：年均 +21%,峰值年份 +25%

中国　2008–2024

劳动报酬占比：年均不到 0.7 个点,差距是几十倍

教科书给的解释是“刘易斯拐点”——但这不是全部的答案。

图8　日本1960年前后的五件事：目标写的是“国民收入”，不是GDP

注意最后那个计划的名字：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它直接把“国民收入”写进了国家目标里。

日韩的工资上涨，一半是市场供求逼出来的，另一半是制度主动调出来的。

图9　日韩当年的四个条件，中国当前只具备一个

而中国现在，这四个条件只具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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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三道，方案的方向也就清楚了。

第一道 · 全球比价机制，把工资锁在最低成本上

靠成本赢，就不能让成本上升。日韩是在成本优势消失之前，就把竞争力换成了技术和品牌。中国一部分出口企业没换完，而出海又提供了另一条“不用换”的路。

第二道 · 出海让“本土升级”变得不那么紧迫

出海对企业是理性的，但对“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它是替代方案，不是解决方案。成本上升有两条路：国内升级，或把产线搬走。后者更快、更确定。

第三道 · 缺少“把生产率变成工资”的闸门

生产率提高不会自动变成工资，中间需要机制：最低工资执行力、集体协商、社保覆盖、公共服务对生活成本的压降。日本在 1960 年前后把闸门建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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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核心逻辑是——要么让企业“能涨得起”，要么让工人“有底气要求涨”，要么让工资“不涨也活得下去”。

第一把钥匙 · 让出海企业“带着工资一起出去”

问题不是出海，是中国工人没被纳入出海的收益分配。对海外产能的利润回流给税收优惠，但附加条件：国内员工薪酬增长率不低于利润增长率的一定比例。

第二把钥匙 · 把“国民收入倍增”重新写进目标

目标怎么定，行为就怎么走。把“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纳入地方考核，与 GDP 同等权重；让最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挂钩，建立自动调整公式。

第三把钥匙 · 降低生活成本，等于变相涨工资

阿珍不敢花钱，不只因为工资低，更因为未来的支出不可预测。社保全国统筹与便携化是最有效的一招；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性租赁住房同理。

三把钥匙的关系：缺一不可

第一把解决“愿不愿意涨”；第二把解决“有没有压力涨”；第三把解决“涨了敢不敢花”。

没有第一二把，工资上不去；没有第三把，工资上去了也变不成内需。

08

回到那张工资表。

「我不是不想给工人涨工资。我是不确定涨了之后会怎么样。」

「如果我涨了，客户跑了，我把厂关了——我到底是善待了工人，还是害了他们？」

单个企业涨工资，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是竞争劣势；所有企业一起涨工资，需要的是制度，不是觉悟。

为什么中国制造业做到了全球第一，工资却没有同步涨上去？

因为“全球第一”是靠在成本上赢得的。而成本优势的另一面，就是工资必须被压住。这不是企业的错，也不是工人的错。这是一条路径的必然结果。

接下来看什么？

指标

现在

什么时候算好转

对应谁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

51.3%

回到 55% 以上

阿珍的工资条

居民消费率

约 38%

升到 45% 以上

整个内需循环

增收计划细则

尚未出台

写入地方考核

老吴的 KPI

工资与生产率增速差

工资滞后

由负转正

老陈的工资表

第一个最重要。它涨了，说明分配机制真的动了；它不动，其他都是表态。

世界第一的工厂，配得上世界第一的工资。

但这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一个明确写进目标里的选择。

日本在 1960 年做过这个选择。

今天的我们同样来到了历史的窗口。

口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存在多个口径——广义口径 54.4%（含社保，国家统计局）、纯工资口径 51.3%（第三方估算）、ILO 口径中国 51.4%（用于国别对比）。三个口径不可直接混用比较。

因果：第 4 节的闭环是解释性框架，不是经检验的因果结论。出海与工资停滞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因果强度需要计量工作才能分解——出海也可能是工资停滞的结果。

国际比较的局限：日韩当时面对的是“世界市场仍有空间”的环境，且未遇到今天这样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与产能过剩。可借鉴的是“机制设计”逻辑，而非涨幅数字。

方案：第 7 节三把钥匙是方向性建议，未做成本测算与可行性检验。其中“劳动报酬占比纳入地方考核”涉及统计与考核体系的系统调整，实施难度较大。

本文为投研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