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丁戊奇荒日本来华赈灾捐6259石粮救6万饥民？为倾销过剩大米

我们学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听过光绪初年丁戊奇荒的惨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课本会讲江南义赈、西方传教士救灾，却很少提日本当年也办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赈灾。当时日本人捐出六千多石粮食，救了六万上下的饥民，清政府还连连道谢称其为义举，可翻完史料才发现，这场慈善从头到尾全是算计。

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华北旱灾已经熬到第三个年头，山西、直隶、河南、山东遍地都是吃不上饭的饥民，流离失所者数都数不清。这一年二月，日本四位最顶尖的实业家联合站了出来，发起了对华旱灾捐款倡议。这四位分别是涩泽荣一、益田孝、岩崎弥太郎和笠野熊吉，全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商界的核心人物。

倡议书登在了日本三大主流报纸上，很快就在日本国内掀起了捐款热潮。上到明治天皇、皇后和皇室成员，下到政府官员、普通老百姓，都纷纷掏出钱来。募捐原本定在四月三十日截止，为了赶天津港冰层融化后尽快发粮，特意提前截止到四月十五日。

最终筹得的物资相当可观，一共是大米三千石、小麦一千一百石，分装成一万多袋，剩下的余款换成了洋银，后续还追加了一百万枚旧铜币。运这批主粮的是三菱公司的敦贺丸号风帆船，四月二十八日从大阪启航，一路直奔天津。

日方专门派了竹添进一郎来做现场总负责人，这个人之前跑遍了京、冀、豫、陕还有四川各地，熟悉中国的地理民情，不管是官府还是民间都有人脉。到了中国之后，他先拜会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和天津道台丁寿昌，原本打算亲自带着粮食去山西重灾区放赈。但丁寿昌明确告诉他，山西不仅治安不好，从天津运粮到山西，运费消耗都快赶上粮价本身的八九倍，劝他留在天津就近施赈。

日方最后采纳了中方的建议，在天津设立了八处粥厂，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放赈，一直到六月二十三日结束，前后一共二十九天。放赈沿用了清代通行的照票制度，饥民拿着注明了籍贯姓名年龄的票据领粥，每锅大概投一石粮，加十倍水熬成粥。整场赈灾下来，一共用掉六千二百五十八石粮食，累计赈济了大概六七万饥民。

不管是规模还是效果，这场赈灾在当时看起来都完完全全是标准的国际人道援助。当时上海的《申报》还专门写文章称颂，说这是“恤邻高谊”。李鸿章不仅当面给日本使节道谢，后来还特意让驻日公使何如璋，专程去涩泽荣一的第一国立银行登门致谢。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赈灾的四个发起人，没一个是专职做慈善的，全是明治维新里捞到第一桶金的实业巨头。而且日本赈灾的模式，和西方传教士完全不一样。西方传教士赈灾，往往绕开官府自己深入灾区，一来怕官办体系贪污低效，二来也怕民间因为历史隔阂抵触。

日本赈灾偏偏反过来，主动找清政府要全面合作，所有环节都靠着官方走。李鸿章不仅给他们调了两艘小轮船帮忙运粮，还专门派人看护防止偷漏，甚至给每个粥厂都配了五品以上的官员管理，连粥厂杂役的各项开销，都是清政府掏的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七八千元。

日本人这么主动贴上来找官方合作，其实是吃一堑长一智。1877年，也就是赈灾的前一年，涩泽荣一和益田孝就亲自去过上海，代表日本和清政府谈对华贷款的事。可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拿到清政府的正式认可，这笔贷款最后谈判破裂。

那次失败让日本商界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想要在中国开拓生意，必须先打通官方渠道，攒下信任好感。所以这次赈灾，他们特意选了和官方对接的路子，物资交给日本领事馆，由领事出面和清政府打交道，全程都在官方体系里运作。说这是民间慈善，倒不如说是用慈善包装的官方公关，就是为了补上一年前经济外交失败的课。

这场赈灾也根本不是临时起意的善举，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必然一步，所有行动的核心都是经济需求。当时明治维新推了殖产兴业，农业产量一步步涨上来，可日本国内市场太小，连着几年丰收之后米价暴跌，农民收入少了，各地都闹出了骚乱。

日本政府只好出钱收购过剩大米，用来稳定国内粮价，负责帮政府外销这批粮食的核心机构，就是益田孝管着的三井物产。根据史料记载，1876到1877年，日本政府收购的粮食里，有六成都是交给三井物产卖的。怎么消化掉这么大一批库存，那时候是日本商界最头疼的头号难题。

刚好1877年访华的时候，涩泽荣一和益田孝就盯上了中国这个超大市场。他们给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的报告里写得明明白白，说中国现在正赶上歉收缺粮，正好把日本出产的中下等大米送过去，一方面让中国人试试，另一方面也能帮中国解决缺粮的急事。话说得委婉，内核逻辑一点都不藏，就是趁着中国闹饥荒，把日本大米打进中国市场。

这也就能说通，为啥日方非要送粮食不送现银。送粮食堆成小山，视觉冲击力强，几万块钱和堆成山的粮食比，肯定是后者在饥民心里印象更深，品牌宣传效果拉满。送粮食等于直接让中国消费者接触日本大米，提前培养消费习惯，给后面大规模做贸易铺路，算盘打得都快响到现在了。

这事不光是清库存卖大米，还是日本航运和贸易整体布局的一次联合演练。那时候岩崎弥太郎的三菱，靠着之前几次战争的政府扶持，已经打败了竞争对手，差不多掌控了所有往返中日的海上航线，成了日本的海上霸主。1876年成立的广业商会，本身就是日本政府为了扩大对华贸易专门设立的半官方机构。

这次赈灾，运粮用三菱的船，供货是三井的粮，协调人脉靠广业商会，本质上就是日本整个商界一起联手，给开拓中国市场练一次手，试试水。牵头的涩泽荣一有句很有名的话，说公益就是私利，私利能生出公益。在他的逻辑里，慈善根本不是单纯的付出，是能换回来长期经济回报的投资。

一场赈灾下来，既能改善日本在清政府心里的印象，又能赢得中国民间的好感，还顺便测试一下中国市场接不接受日本货，一举三得的好事，怎么看都划算。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就因为这事分裂成了两派，支持的夸是义举，反对的直接戳破了本质。

反对派里有人说，日本自己国内都百废待兴，还有好多穷人吃不饱饭，与其花这么多钱救济外国人，不如先把自己国内的民生搞好。还有媒体爆料，说涩泽荣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逼着政府官员按职位高低和工资比例捐款，搞得官场里怨气不小。

最尖锐的就是直接质疑动机，当时日本的《近事评论》直接点破，说涩泽荣一和益田孝在发起赈灾倡议之前，就已经偷偷囤积了七千石粮食。所谓的对华赈济，不过就是借着慈善的名头清库存谋暴利，所谓的义赈，不过就是花钱买个慈善的好名声罢了。

这些批评也不一定全都是真的，但至少能说明一件事，当时的日本社会，根本没人把这场赈灾当成纯粹的人道义举，商界的利益算计，那都是公开的秘密。咱也没必要一竿子打翻整船人，完全否定这场赈济的人道价值。

天津那六七万饥民，确实就是因为这批日本粮食多了一条活路，放赈用的照票制度也挺规范，确实减少了不少贪污冒领的情况。在晚清官赈衰败，整个救灾体系转型的节点上，外国力量进来帮忙，本来就有它的积极意义。

但咱也得把本质看清楚，这不是日本政府的官方援助，也不是日本民间自发的善意捐赠，就是明治维新之后崛起的日本资产阶级，为了开拓中国市场、改善和清政府的关系，精心策划好的一场民间经济外交行动。披着慈善的外衣，走的是官方的路子，算的全是贸易的账本。

很多人都觉得，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扩张，是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早在1878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往前推十六年，丁戊奇荒里运赈粮的日本船上，就已经装满了日本资本对外扩张的野心。这场大灾荒里的所谓善意，不过就是明治维新日本对外扩张战略里，一块温柔的敲门砖罢了。

参考资料：中国历史研究院 丁戊奇荒日本赈灾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