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逼着老公和我办了离婚手续,大年三十她突然哭着来电借20万救急,我握着手机冷冷回了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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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鞭炮声炸得人耳根疼。

隔壁老王家的团圆饭香味飘过墙头,我低头看了一眼灶台上咕嘟冒泡的卤锅,正要翻肉,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那串号码,我删了又存,存了又删,存了整整一年。

刚接起来,那头就传来邓月娥的哭声:“雨啊……妈给你跪下了……二十万……你救救乐安……”

我听见邓乐安在旁边嚎,听见邓乐语的呼吸声,闷闷的,像堵着一团棉絮。

我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低头搅了搅锅里的汤,说了三个字,挂断。

锅里的卤汤还在翻。我又往灶里添了根柴。



01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

我在厨房里从下午两点忙活到六点,炖了一锅排骨汤,小火慢熬了四个小时,骨头都酥了,汤面上一层金黄的油珠子。

端上桌的时候,邓月娥正歪在沙发上看电视,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邓乐安带着女朋友沈雨涵来蹭饭,坐在桌子边嗑瓜子,一地的瓜子壳。

邓乐语在单位加班,说要晚点回来。

我把汤碗放到邓月娥手边:“妈,尝尝这汤,炖了一下午。”

邓月娥端起碗来抿了一口,眉头一皱,“啪”一声把碗拍在桌上,汤水溅出来,刚好溅到我手腕上,烫得我猛地一缩。

“你这是放了多少盐?齁死个人了!我一个月给你多少菜钱,你就这么糟践东西?”

我斯斯文文的没吭声,弯腰去擦桌上的汤渍。手指碰到碎掉的碗茬子,割了一道口子,血珠子冒出来,我低眼看了看,把手缩进围裙里擦了擦。

沈雨涵拿纸巾擦手,涂着红指甲的手指头翘得老高:“阿姨,我看嫂子这汤放的盐确实有点多了,我喝了一口都觉得咸。”

邓月娥冷哼一声:“她就是舍不得多放水,想省煤气钱。一天到晚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没见她算计出个儿子来。”

我没接话。

七年了,这种话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头两年还委屈得偷偷哭过几次,后来就麻木了。

日子嘛,柴米油盐,睁只眼闭只眼,熬一熬也就过去了。

邓乐安把汤碗端过去,拿勺子舀了一口,倒是没说话,放下勺子又去嗑瓜子。

晚上快八点,邓乐语才回来,风雪夜行,脸冻得通红。

我给他热了一碗汤端过去。

他低头喝了一口,没评价咸淡,倒是问了一句:“今天家里有什么事没?”

我说:“妈嫌我盐放多了。”

他沉默了一下,说了句“下次少放点”,然后埋头吃饭。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的头顶,那里头已经隐隐有些白发了,才三十几岁的人。

我张嘴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算了,说了又能怎样,他从来不肯多听他妈一句硬话。

夜里我躺在他身边,外头风呼呼地刮,窗户缝里渗进来的风凉飕飕的。

我翻了个身,对着他的后背说:“乐语,咱们分家过吧。哪怕在镇上租个房子,我们自己开伙。”

他背对着我,半天没动。

我以为他睡着了,正准备转过去,他开口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脾气,分家?她得把房顶掀了。忍忍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看着他的后脑勺,心里头某种东西慢慢凉透了。

忍忍吧。忍忍吧。七年了,我忍得还不够多吗。

他打起呼噜的时候,我还在看着天花板。外头的风更大了,吹得窗棂嗡嗡响,像谁在哭似的。

我一个人躺到凌晨三点,起火烧水,准备出摊。

卤味摊是我自己的营生。

嫁给邓乐语第二年,我看在家里开销不够,想着挣点钱贴补,就在老街桥头支了个卤味摊,卖些卤肉卤菜。

邓月娥一开始嫌弃,说丢人现眼,但后来看到每个月能交出一笔钱来,就不吱声了。

我凌晨起床,把前夜卤好的猪头肉、猪蹄、鸡爪从缸里捞出来,摆在案板上分类装好。

老汤是前两年的底子,加了八角桂皮香叶,咕嘟咕嘟冒着香气。

我干活手快,四十年了,就这样练出来了。一个人守着灶台,一锅一锅翻。没有别的念想,就想着团团的学费能有个着落。

线儿冷冷清清的。锅里的热气扑在脸上,我低头看了看手上那道新添的口子,又缩了缩,继续忙活。

02

团团的耳朵老不好,中耳炎反反复复,镇上的卫生所看了好几回,总断不了根。

县城医院的医生说,拖久了会影响听力,建议做个耳膜置管小手术,前前后后得一万多块。

我把存折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看了看,里头是一万二,是我攒了三年的私房钱。

邓月娥每个月让我从卤味摊收入里交两千上去,剩下的归我,说是“零花”。

我舍不得花,一块一块攒起来,就为了哪天团团需要钱的时候,我兜里能掏得出来。

我盘算着,过完年就带孩子去县里把手术做了。

可就是那天下午,我收摊回家,发现抽屉的锁被人撬开了。

那把锁是铜的,用了一年多,被硬生生撬变形了,歪歪扭扭吊在抽屉扣上。抽屉一拉开,里面的存折不见了。

我脑子“嗡”了一声,手都在抖。翻了两遍抽屉,连个纸片都没剩。

我推开门出来,邓月娥正坐在堂屋里嗑瓜子。她面前的茶几上摆着瓜子壳,电视机开着,戏曲频道咿咿呀呀地唱。

我咽了口唾沫:“妈,我抽屉……你看到我抽屉里的存折没?”

邓月娥连头都没抬:“存折啊,我收起来了。”

我张嘴,让自己定了定神:“妈,那是给团团治耳朵的钱。”

邓月娥把瓜子壳往盘子里一丢:“治什么治?小孩子家家,有点小毛病就不舒服,哪那么金贵了。那钱我先替你收着,乐安那边生意上周转一下,回头还你。”

我站在原地,浑身一阵一阵发冷。邓乐安哪有什么生意,他三天两头换营生,今儿卖服装,明儿搞装修,没一个干过仨月的。

“妈,那钱我是……真是给孩子做手术用的,医生说再拖下去会影响听力……”

邓月娥终于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那种我看了七年都没习惯的轻蔑:“我说了,回头还你!你急什么?我还能赖你一个外人的钱?”

外人。我进门七年,原来还是个外人。

那天晚上我没做饭。邓乐语加班回来,看到灶台冷锅冷灶,皱了皱眉:“怎么了这是?连饭都不做了?”

我坐在床边,把存折的事说了一遍。他听完了,站在衣柜旁边,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叹了口气:“我再跟我妈好好说说,你也别跟她硬顶,她年纪大了,脾气就这样。她还能真花团团的治病钱不成?”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很想笑,又笑不出来。

他洗漱完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桌上放着团团的药瓶子,橘子味儿的滴耳液,一小瓶八十块,一瓶用一星期,我每次都掐着量给她点。

我把药瓶子拿起来晃了晃,又放回去了。

第二天凌晨我照常出摊。天还没亮,老街的路灯黄乎乎的,我推着车从邓家门口经过,邓月娥的房门紧闭,里头传出她和邓乐安讲电话的声音。

我路过半步,她正说:“这笔钱你先拿着周转,别跟人说,谁也别提。”

我没停,推着车往前走。路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

那天的寒风刮得人脸上生疼。

我推着车走到桥头,摆好货,揭开锅盖,卤汤的热气扑了一脸,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我抬了抬胳膊,拿袖口擦了一下眼,开始吆喝:“猪头肉了,大料卤的,十二块钱一斤——”

车轱辘在石板上咯噔咯噔响,那声音我记了一辈子。



03

下雨那天,我收了摊,天已经黑透了。

雨点像豆子一样砸下来,砸得棚子上的油布噼里啪啦响。我手忙脚乱地把肉搬进车斗里盖好油布,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

从桥头到出租屋有一段路,没路灯,黑漆漆的。我推着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雨声太大,那三个人围上来的时候,我都没察觉到声响。

领头的高个子满嘴酒气,一条胳膊往我的车把上一搭:“老板娘,一个人啊?给我称两斤卤肉呗。”

我说收摊了,明天再来。

他的拍档从身后挤上来,手搭在车斗上:“别急嘛,陪哥几个喝一杯,钱到你店里花去。听说你手艺好,能尝的不光是卤肉吧?

我往后缩了一步,攥紧手里的铁铲。我没说话,他们越凑越近,那股酒气加上雨腥味混在一处,我胃里翻涌起来。

“哎,离婚的娘们儿就是有味。”

那手就要往我胳膊上拽——

隔壁卖豆腐的刘婶不知从哪钻出来,站远了三步,扯着嗓子喊:“干什么的!我报警了!派出所三分钟就到!”

领头的愣了愣,骂了句脏话,朝我吐了口唾沫,带着人晃晃悠悠走了。

我站在原地,腿肚子软得像面条,手里的铁铲还在发抖。刘婶跑过来:“姑娘,没事吧?”

我摇摇头,喉咙里堵着石头说不上话。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我低头看到车斗里的油布一角卷了起来,赶紧弯下腰重新盖好。

刘婶叹了口气:“离了婚的女人,是难。那些混混最会盯人下菜碟,你以后收摊晚,就在我那儿歇脚,两个人有个照应。”

我眼眶一热,低下头谢了好几声。

推着车回去的路上,雨水在脚边汇成一条小沟,我一身水一身泥地推车进门,蹲在出租屋的灶台边,把湿透的鞋脱了,倒出两汪水来。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邓月娥耳朵里。

第二天她遇见熟人的时候说:“活该!离了我邓家,她就是个没人管的野狗。我早就说她不是个省油的灯,不然怎么离婚了人家还缠她?”

那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正在摆摊,拿夹子夹了一块猪耳朵,没接话。

隔了几天,邓乐语夜里来了一次。我收摊刚回到家,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沓钱,塞过来:“给团团买的,你拿着。”

我没接:“你攒这钱不容易,你妈知道了又得闹。”

他还想递,我侧身让开,进屋准备关门。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路灯底下,低着个头,那件穿了三年多的旧棉袄,领口都磨起毛了。

他也没再说什么,把钱搁在门槛上,转身走了。

我看着那一沓钱,几秒后弯腰捡起来,数了数,两千块,有些还带着他裤兜里的温度。

我攥着那沓钱站了很久,进了屋,把团团的药瓶子又拿起来看了一眼。

那晚我没有睡好。外头又下起了雨,我躺在逼仄的小床上,听着雨点敲在铁皮棚顶上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想着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活的这么难。

但第二天还是照样爬起来,照常生火。灶里的火苗蹿起来,锅里的老汤咕嘟咕嘟响,我没再想了。

04

团团发高烧那天,我正出摊。她清早上学还是好好的,中午老师打电话来说孩子烧到了三十九度多,在镇卫生院打了退烧针,让我去接。

我慌得手都在抖,把锅盖一撂,推着车就往回赶。

到了卫生院,团团蜷在观察室的床上,小脸红成一片,见我进来,嗓音哑着叫了一声:“妈妈。”

我走过去,把她的头搂在怀里,能感觉到她身上的热气,像个小火炉似的。医生说肺部有啰音,考虑肺炎,建议办住院。

住院需要预交三千块押金。

我兜里加起来不到一千——存折被收走了之后,我每月只敢偷偷藏两三百块。

我犹豫了一宿,第二天还是硬着头皮回了邓家。

邓月娥正在院里晾衣服,看见我来了,眼皮子都没抬一下:“怎么,乐语叫你回来的?我让他别找你。”

我说:“妈,团团住院差两千押金,我先跟你借一下,存折的钱让我取出来应急。”

邓月娥把衣服一抖:“我没钱。你那存折是定期的,取了利息亏了谁赔?回头孩子好了再说吧。

我站在院门口,手指攥着门框的木头,指甲都快掐进去了,声音哑了:“妈,孩子烧到三十九度八,医生说再拖就要变重症了……”

你哭给谁看呢?我给你还?我养大了两个儿子,还管你一个外姓人的娃?

她说完就进屋去了,门没带,留了个背影给我。

我站在门口,浑身发抖,不知道是气还是冷。我在那儿站了十分钟,转身走了。

后来是刘婶借了我两千,陈妤又从老家汇了两千,才把住院费凑齐了。我连着在病床边守了三天三夜,没合过一眼。

第四天下午,邓月娥带着一身寒气进来了。旁边病床的家属在吃饭,病房里一股饭菜味道,她站在床尾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开了。

“丧门星!你个克夫的货!我儿子好好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就是碰到你才倒了八辈子霉!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耽误我邓家续香火!”

我压着火气:“妈,孩子病了,您别在这儿吵。”

她更来劲了:“吵?我吵?你个不下蛋的鸡还有脸嫌我吵?我告诉你,你嫁进我邓家就不是享福的命!”

她越说越气,随手抓起柜子上的搪瓷缸子就要摔,手一抬,缸子脱了手,直直就往床沿飞过来。

我下意识侧过身去挡。

缸子砸在我肩膀上,水泼了我一身,不烫,是早上的晾凉了的水,但有几滴溅到团团腿上,孩子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腿上的皮肤马上红了一小块。

旁边陪床的大姐看不下去了:“大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都吓着了!”

邓月娥骂骂咧咧地走了。出门前还回头指了我一下:“我没你这样的儿媳妇!”

我蹲在床边,握着团团的小手,看着她腿上那块红印子,手一直在抖,抖得连药瓶都拧不开。我深吸一口气,才把药水滴到她耳朵里。

那晚我坐在陪护椅上,给邓乐语发了条短信:“明天去民政局,离了吧。”

他没回。

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团团走到邓家门口。

门半掩着,邓乐语蹲在门槛上抽烟,脚边七八个烟头,一根接一根抽。

看到我,他没说话,把烟头碾灭了,低声问了一句:“真要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站起来,拿手抹了一下脸,进屋拿了户口本身份证,跟我一起去了民政局。



05

民政局门口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邓月娥追过来了,她一路小跑,气呼呼地扯住邓乐语的袖子:“离!让她净身出户!我儿子不愁找不到好的!她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还有脸在这儿摆谱!”

邓乐安也来了,站在他妈身边,嘴里嚼着口香糖:“哥,离就离吧,做生意的又不止嫂子一个,回头让妈给你介绍个年轻的。”

邓乐语没说话,他站在那里,像根插在土里的木桩。

工作人员叫号的时候,我抱着团团,站在走廊里。团团才四岁,还不懂什么叫离婚,她搂着我的脖子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家?”

我没回答,只是把她往怀里紧了紧。

到我们了。邓乐语签完最后一笔字的时候停了一下,笔尖悬在纸上,悬了几秒。坐在对面的工作人员问:“有什么问题吗?”

他摇摇头,落笔签了。

我签完字出来,阳光很刺眼。我站在台阶上,感觉浑身的力气像被抽空了,但腿没有软,因为怀里还抱着团团。

邓月娥在后头喊了一声:“出了这个门,你别想迈进我邓家一步!”

我没有回头。怀里的小人儿安安静静地趴在我肩膀上,小脑袋一颠一颠地,已经睡着了。

我抱着她走了大约两百米,往前走那条街,街边的梧桐树叶子都快掉光,光秃秃的枝桠在北风里呜呜响。

我紧了紧团团的围巾,走到路口的时候,蹲下来,把她的围巾重新系了一遍。

系好围巾的那一刻,我感觉到眼眶烫烫的,但风一吹就干了。

我没有哭。为了这口气,也不能哭。

娘家在隔壁镇上,坐末班车四十分钟就能到。

陈妤在门口等我。她什么也没问,就是看了我一眼,把团团接过去,转身进了厨房,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

我坐在桌子边,看着碗里卧着的两只荷包蛋,鼻子酸得厉害,但还是忍住了。

我低头吃面,一口一口,把整碗连汤带面全吃干净了,然后放下筷子,说:“妈,我想把卤味摊重新支起来。”

陈妤收拾碗筷,头也没回:“你表哥还欠我三千块钱,回头我让他给你送来。”

我“嗯”了一声,低头看着碗底剩下的一点汤底子,拿手指在那汤里头划拉了两下,然后端起来喝干净了。

窗外起了风,外头的树叶子被卷起来,在空中打了个旋儿。我坐在矮凳上,听着陈妤在厨房里洗碗的声音,有些冰凉的东西慢慢从眼底退去。

我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了。

06

卤味摊支起来那天,天气很好。

我用表哥送来的三千块加上自己攒的几百块,在老街的桥头支了个摊子,还是老位置,但推车是新的,那辆旧的留给邓家了。

我买了一口新锅,一桶老抽,两袋八角,几斤冰糖,又去屠宰场讲了半天价,拿下了几副猪头肉和猪蹄。

烧水、焯水、下锅、加上料,头一锅卤汤就这样开了。

我翻了一下午的锅,路过的老街坊有的认出我,有的没认出,但多数知道我是“邓家撵出门的媳妇”。

有人嘴上不说,眼神里那意思是:看她能撑几天。

开张头三天,几乎没人来买。

有人远远地绕道走,有人走到摊前看了看,又摇摇头走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邓月娥在镇上那张嘴,比我卤肉的名气可大得多。

“那女的,手脚不干净,被她婆婆撵出来的。”就这一句话,顶得上十张嘴。

到了第三天下午,来了两个光头。领头的穿件黑皮衣,脚上踩着一双尖头皮鞋,在我摊位前站住,一脚踩在推车的轮子上,笑了笑。

“老板娘,这一片归我管,摆摊费懂伐?一个月三百。”

我说:“我不懂,我就卖点卤肉。”

他不笑了:“不懂?明天你就懂了。”

他抬起脚,一脚踢翻了卤锅。

一锅滚汤全洒在地上,热气噗地冲起来,猪头肉和汤汁浇了一地。

我的心也跟着咕咚一下,蹲下去捡的时候,手被烫了一下,低头一看,虎口红了一块。

我报了警。民警来做了笔录,留下了句话:“尽量别单独收摊,有事及时打110。”那两个人早走了,也没什么实际作用。

那晚我蹲在出租屋的地上,把摔破的锅一块一块捡起来,拼在腿上看了半天。

拼不上,缺口太大了。

我坐在那里,后背抵着墙,不知道坐了多久,坐得屁股都麻了。

第二天天没亮,我咬着牙没拿那口碎锅出去。

刘婶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傍晚带着一口不锈钢桶来到摊位上,把桶往我面前一放:“拿去使,新买的,我用不上。”

我看着她,喉咙里梗了一下:“婶……”

她摆摆手:“你手艺好,别糟蹋了。这条街的人嘴刁,会认的。”

我把摊子挪到了镇中学门口。

放了学,几个老师路过,其中一个叫王建国的老师停下,看了看我的摊子:“哎,你不就是邓家那媳妇嘛?原来在桥头摆过吧?我吃过你家的卤猪耳朵,味道好。”

他称了半斤猪耳朵,掏出手机扫码付了钱,又走了。

说来也怪,有了头一个回头客,后面就慢慢有人跟了。

老师群里一传十十传百,说“原来那卤味摊搬到中学门口了”,老顾客一个带一个,不到半个月,我每天的卤肉就能卖个差不多了。

过了腊月,老街有一间门面空出来了。原来是卖早点的那家,儿子要结婚,急着用钱,租金报得不算高,一个月两千二。

我盘算了两个晚上,把存折上攒下来的三千块取出来,加上手里剩的两千多,凑了五千五,硬着头皮签了半年合同。

我在墙上用毛笔字写了四个字:晓雨卤味。字是我自己写的,算不上好看,但端正。

开张那天,刘婶送了一挂小鞭炮来,在门口噼里啪啦放了一串。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手写的招牌,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锅灶都支起来了,卤汤开了,热气腾腾的。

我系上围裙,抬头看了看天,是个好天气。



07

邓家的日子,是从那场赌局开始败的。

邓乐安的“生意”其实是个麻将馆。

他拿着我那张存折上的钱当本钱,在镇上租了间房,摆了两张麻将桌。

头两个月还真赚了点钱,给他妈买了台半自动洗衣机,邓月娥高兴得逢人就夸小儿能干。

后来麻将馆来了几个熟客,教他玩线上牌局,说“在家躺着也能赚钱”。

他一头扎进去,起初赢了一万多,真金白银到账的那种。

那阵子他天天发朋友圈,晒转账截图、晒外卖、晒新手机。

再后来就开始输了。先输赢回来的,再输本钱,接着借网贷,拆东墙补西墙,滚着滚着就爆了。

第一次有人来邓家堵门时,那张存折上只剩两百块。

邓乐安跪在他妈面前哭着说饶他一次,邓月娥骂了三天,到底还是心疼儿子,把养老的两万块掏了出来。

还不够。三个月后,又来了第二拨。

那天我正站在“晓雨卤味”的店门口擦玻璃,邓月娥托人带话过来。

来的是我原来的邻居张婶,她站门口,搓了搓手:“雨啊,你婆婆说你要是愿意回去,以前的事她就不计较了。”

我把玻璃上的水渍擦净了,没转身:“张婶,麻烦你回去告诉她,我在店里,好着呢。”

张婶愣了愣,没再多说,走了。

三天后,邓乐语来了。

那天下午,我隔着店门玻璃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在门口晃。

他站了十几分钟,没进来,在隔壁杂货铺买了一瓶二锅头,蹲在街边喝了半瓶。

后来有个老顾客告诉我,他喝完了那半瓶酒,站起来往我的店门口看了一眼,转身走了。

那之后隔了没多少天,刘婶在菜市场碰见邓月娥,回来跟我说:“她瘦了一圈,头发白了不少。”

我没接话,低头给卤肉翻了个面。

到了年底,邓乐安的债主找到了邓家。他们砸了锅碗,踹翻了堂屋的桌子,扬言:“三天内拿不出二十万,卸你儿子一条腿。”

邓月娥跪在地上,发际线凌乱,哀求着:“宽限几天,宽限几天吧……”

债主一脚踢开她:“宽限?你儿子拿什么还?拿你这条老命?

邓乐安缩在墙角,浑身发抖,连个屁都不敢放。

邓月娥这才想起来翻手机通讯录。她找到了那个名字,盯了很久,又锁了屏。她还咽不下那口气。她笃信梁晓雨一定撑不了多久,迟早会求着回来。

可是她等了七天,没有等来任何电话。她的儿子一只脚已经踩进了泥潭,她唯一能抓住的那根稻草,早就被她亲手折断了。

08

大年二十九深夜,债主又来了。这次没有废话,不由分说掰断了邓乐安右手的小指。

那声脆响,连隔壁邻居都听见了,紧接着是邓乐安撕心裂肺的嚎叫。

邓月娥跪在地上,额头磕在地砖上,磕出了血:“求求你们了,大年三十,就一天,就一天时间……

领头的债主蹲下来,盯着她的眼睛:“明天晚上八点之前,二十万,少一分都不行。”他站起来,朝地上的邓乐安踹了一脚,“你儿子的另一只手,也别要了。

第二天,大年三十。整个镇上家家户户贴上了春联,鞭炮声从中午就开始响个不停。

我在店里忙了一整天。

灶上炖着一锅酱肘子,热腾腾的,橱柜里摆着打包好的卤礼盒,被镇上的老顾客订了大半。

团团在里间画画,画纸上歪歪扭扭地画着两个人,一个大一个小,她说是妈妈和她自己。

我探过头去看了看,问:“为什么没有爸爸?”

她低下头,又画了一笔:“爸爸不见了。

我沉默了好几秒,没接话,回身进了厨房,把锅里的汤翻了个响。

下午五点多,手机响了。我擦擦手,从围裙口袋里掏出来一看,屏幕上跳动着那串号码。那串号码我删了又存,存了又删,存了整整一年。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接通了。

“雨啊……雨啊……”邓月娥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带着哭腔,“妈求你了……妈给你跪下了……乐安他……你救救他……”

我听到电话背景音里邓乐安在嚎哭,声音都变调了。还听到邓乐语的声音,闷闷的,带着压抑:“妈……别说了……”

我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搅动锅里的卤汤。汤面上翻起一圈油花,又沉下去。

邓月娥声音越来越急:“二十万,就二十万……妈知道你手上有钱……你救救妈这条老命,妈再也不跟你计较了……妈给你磕头了……”

我低头看了看灶台上的日历,正月初八定好了要开新店,日子已经印上去了。我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平静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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