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言丨从“单项探索”到“制度集成” 顺德“三员协同”如何破解家事治理的制度供给断层

家事纠纷的化解，长期面临一个结构性困境：审判需要事实，事实藏在家庭内部；调解需要信任，信任来自日常接触；而法院和妇联，恰好各自握有其中一半的钥匙，却始终缺少一套制度让两把钥匙同时转动。

9月14日，顺德区法院与区妇联联合发布《顺德区“三员协同”化解家事纠纷工作机制（试行）》，这是广东首个将家事审判员、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三类力量以正式制度形式系统整合、全流程闭环运行的家事解纷机制。它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个“全省首个”的标签，而在于它试图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家事纠纷的治理资源已经存在，为什么长期无法形成合力？

家事审判的“事实真空”

一个被低估的治理痛点

传统家事审判的核心困难，往往被简化为“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俗语。2024年，顺德法院家事法官林思彤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注脚。在一宗确认亲子关系案中，当事人陈女士与陈父陈母因历史原因分隔澳门与顺德两地，亲子鉴定可以确认生物学关系，却无法回答“这个家庭过去几十年发生了什么”。庭审可以完成，但“案结事难了”——判决解决了法律争议，却没有修复关系本身。

这种“事实真空”并非个案。广东高院民一庭庭长王建平早在2017年就指出，家事案件存在“证据收集难、事实查明难”的突出困境。妇联组织在家庭和社区具有工作优势，建立家事调查员队伍协助法院调查取证，有助于更充分查明纠纷事实。正是基于这一判断，2017年广东高院与省妇联联合推出家事调查员制度，在全国率先于省级层面推广，46名省级家事调查员受聘上岗，并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全省适用的《广东法院家事调查员工作规程（试行）》。

然而，制度落地十余年后，家事调查员的角色仍主要停留在“辅助事实查明”的层面。调查员入户走访、邻里核查，形成调查报告提交法院，这一流程解决的是“法官看不到的事实”问题，却没有解决“看到了事实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调查报告进入审判程序后，情绪疏导、关系修复、判后履行跟踪，仍然依赖法官的个人判断和调解员的零散介入。

制度供给的断层

广东的探索为何停在“单项”

广东在家事纠纷多元化解领域并非没有积累。2017年的家事调查员制度、2023年顺德开设的全市首个“家事网上法庭”、代受家暴未成年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与家庭教育令“双令齐发”，都是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但这些探索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是单项的、分散的、由不同部门在不同场景下分别推进的。

家事审判员解决的是“判”的问题，家事调查员解决的是“查”的问题，家事调解员解决的是“调”的问题，三者之间的衔接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调查员出具的调查报告在调解阶段如何使用？调解员在诉前摸排中发现的情绪风险如何传递给审判员？判后回访由谁牵头、以什么标准判断“事了”？这些问题在单项制度中找不到答案。

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婚姻家庭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明确要求“推动形成党领导下内外联动、上下协同、有序衔接的多元解纷工作格局”。“有序衔接”四个字，恰恰指向了单项探索之间的断层。顺德的“三员协同”机制，本质上是对这一断层的制度回应。

闭环设计的核心

不是“加人”，而是重构协作逻辑

顺德机制的创新之处，不在于新增了哪一类主体，而在于重新定义了“三员”之间的关系和运行时序。

根据顺德区法院速裁庭庭长刘德剑的解读，该机制以“一员主导、两员支撑、全流程协同”为核心理念，覆盖先行调解、案件审理、判后回访全业务链条。具体而言，法院以司法专业统筹指导全流程，依托区和解中心选任管理家事调解员队伍；妇联依托区、镇、村三级组织网络，选任管理家事调查员队伍，为入户走访、邻里核查、判后回访提供指引协调与现场见证。

这意味着，家事调查员不再只是“法院的眼睛”，家事调解员也不再只是“独立第三方”。在先行调解阶段，调查与调解并行推进，调查报告为调解方案提供事实基础；在审理阶段，“三员”联动破解复杂争议，心理干预等柔性手段被正式纳入解纷流程；在判后阶段，三方联合跟踪回访，解纷目标从“化解一案”延伸到“守护一家”。

家事调查员代表、伦教街道鸡洲村党委书记李缘昌的实践印证了这一逻辑的可行性。他以村书记扎根基层的信任优势叠加心理咨询专业能力，让调查报告“既接地气又具专业深度”。在他看来，家事调查员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法理、情理、心理的融通者”，“法官定分止争、家事调查员知情懂民意、心理咨询师解情绪症结，三者协同的关键，是有人能穿透表象、还原家庭关系本质”。

“顺德路径”的

全省意义与全国坐标

从全省视角看，顺德机制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制度集成”的尝试。广东拥有家事调查员制度的先发优势，但先发优势并不自动转化为系统效能。顺德将分散的单项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工作机制，以正式文件明确“三员”的工作原则、队伍选任、核心职责、工作流程和纪律规范，使机制从“可以这样做”变为“必须这样做”。

从全国坐标看，各地在家事审判改革中形成了不同模式。甘肃华池县的“华池模式”以“巾帼工作室+圆桌法庭+家事调解室”为阵地，践行近亲属参与、职能部门介入、背对背调解、庭前调解、案后回访五种方法，调撤率达到93.54%。顺德机制的差异化定位在于：它不是在一个法庭内部做加法，而是在法院与妇联两个系统之间做制度衔接。审判员把好方向、调查员摸清实情、调解员疏导心结——三方协同的实质，是把司法的专业判断力与基层组织的群众工作能力，以制度化的方式焊接在一起。

顺德区妇联主席曹毅在大会上的讲话，点明了这一机制对妇联系统的深层意义。她要求各级妇联做到“线索互通、风险共研、处置协同、跟踪到底”，通过典型案例复盘，“把一个案件的经验变成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把一个地方的好做法变成全区基层妇联都能使用的方法”。这意味着，妇联的角色从“配合法院做调查”升级为“参与家事治理全流程”，这是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次职能拓展。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则将这一机制置于“1+6+N”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框架中审视。他指出，家事纠纷“不是法院、妇联某一个部门的单项工作，而是基层治理的一道综合命题”，各镇街、村居“不能把它当成一项‘交办任务’，而要把它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表述的背后，是对家事治理从“部门协同”走向“治理嵌入”的期待。

机制的落地仍需时间检验。家事调查员多为兼职，如何保障常态化履职的精力投入；判后回访的“跟踪到底”由谁牵头、以什么标准判断效果；调解员的柔性疏导与审判员的法律判断之间如何避免角色冲突——这些都是制度运行中需要持续回应的问题。

但方向已经清晰。当家事纠纷的化解不再依赖某个法官的个人能力、某个调查员的偶然介入，而是有一套制度确保“查—调—判—访”四个环节彼此衔接、相互支撑，家事治理才真正从“个案智慧”走向“制度能力”。顺德这一次要回答的，或许不是“顺德能不能做好”，而是“这套逻辑能不能被复制”。

来源：顺德融媒 杨芳

编辑：黄江帆

二审：曹开文

三审：朱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