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先从我自己说起吧。
今年七月底，我曾不得不在工作最忙的时候到厦门出庭应诉一个被告侵权的案子。
具体的案情现在不便多说，大致是因为我在一篇文章里抨击了一家公司的加盟商是“老赖”，结果被对方以侵犯商誉为由告上法庭，索赔十多万。
虽然我手里握着几乎十成的胜算，但想到对方在厦门颇有人脉，而审理法院恰好又是当地法院，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自媒体人，我实在是耗不起那个时间和精力，更不敢赌某些法官的操守。最后，我只能接受法院的调解：在对方放弃金钱赔偿要求后，配合法官以和解结束了此案。
代价是我必须删除文章，并给对方一份出于“善意”的道歉函。
老实说，我是心怀侥幸的。
我很庆幸自己抨击的不是那些号称“遥遥领先”的巨头，也不是拥有5000人法务团队的庞然大物，否则索赔金额动辄五十万、一百万，匹配上“东山必胜客”之类的江湖匪号，恐怕光是收到律师函就足以让我这种胆小怕事者屁滚尿流。这家公司甚至没有跑到霍尔果斯去起诉我——他们完全可以用那里的分公司在霍尔果斯立案，那样我应诉的成本会更高。仅仅是去厦门出庭，就花掉了我三千多元。
这就是我对当下司法环境的切身体会。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沈阳那个案子的时候，内心真的是心如死灰。
案情荒诞得令人发指：一个盲人走在盲道上，前面的女子突然转身，撞上了盲人，自己跌倒了。随后，这名女子拿着诊断书——气胸、骨质疏松、低血钾症等等，要求盲人赔钱。
你猜猜结果如何？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判决：盲人在盲道上没有尽到“注意观察”的义务，赔钱！
盲人不服啊！坚持上诉。
结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居然维持原判！
试想一下，如果是两辆车在路上开，前车突然掉头和后车相撞，只要后车没有超速、压线、酒驾，肯定是前车全责。
可把车换成人，怎么就变成了后面的人要注意安全距离，负主要责任？更可气的是，走在后面的人还是四级盲残，是在盲道上行走。这个关键证据，法院居然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
这种荒唐透顶的判决，不禁让人想问：我们的司法到底怎么了？
近年来，司法系统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
根据公开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84.3万人次。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纪检监察系统对“自己人”也毫不手软，上半年运用“四种形态”处理自身干部近6000人次，其中移送司法的有161人。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本应维护公平正义却最终沦为阶下囚的司法人员。他们知法犯法，将手中的权力异化为敛财的工具，将庄严的法槌变成了交易的筹码。当执法者成为违法者，当裁判者下场踢球，普通百姓对司法的信任还能剩下多少？
我对他们很悲观。
我个人的几次经历告诉我，普通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打官司，除非迫不得已。
当然，如果已经迫不得已走上了司法的途径，也要全力以赴——尽管，我对结果早已不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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