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廉思：95后的年轻人，正在面对与父辈之间最明显的“代沟”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身份屡经转换，我还有没有和年轻人真正对话的能力呢？我其实是怀疑的。”

说这话的是社会学学者廉思，目前担任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年轻人的工作与生活，是目前他工作关心的重心。

廉思，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

今年，廉思的新书《无图之旅》出版。他和他的团队用数年时间，调研了37个青年群体——从大厂码农到脱口秀演员，从考公大军到自由职业者。上一代人留下的经验、路径和“应该怎样生活”的脚本，在技术迭代和职业重组的今天，越来越难以直接套用。他发现，这一代年轻人面对的不再是“目标清晰但难以抵达”的焦虑，他所观察的是一种“无图”状态。今年8月，在《无图之旅》出版之际，记者对他做了一次专访。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没有地图的旅程”

我在海淀一家科研机构的大楼见到他。廉思平时在这里的办公室中和课题组讨论、开展研究。办公室被满柜子的书环绕，从他专门研究的社会学，到文学、历史，都归类整齐。落座不久，他找出一本2012年出版的作品《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递给我。他说，这至今仍然是他觉得最满意的一本书。

《蚁族》

作者：廉思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9月

很多读者可能和我一样，对廉思的名字并不陌生。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偶然在图书馆看到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当时的廉思还不到30岁，血气方刚，在学术上感觉敏锐。他通过一则新闻报道注意到当时北漂聚居的青年群体。他们“弱小、高智、群居”，月收入低，但内心充满理想，富有斗志，挣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经过细致的调研，他写出《蚁族》，后续的跟进研究还出了《蚁族II》，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恰逢电视剧《蜗居》的开播，“蚁族”这个词，几乎成为特定时代一批年轻人生活状态的重要隐喻。对当时包括我在内尚处象牙塔中的学生来说，这本书也塑造了我们对所谓北漂群体最初的想象。

电视剧《蜗居》（2009）剧照。

此后，廉思写作或者主编的著作几乎都和一个热词绑定。在一个学术类非虚构作品远没有当下如此流行的年代，这种“社会学+非虚构”的写法、精炼而富有文学化的隐喻，总能引起学院外的反响，也让廉思成为学术圈有些特立独行的存在。他最满意的作品《工蜂》记录了十多年前大学青年教师的理想与挣扎，陈平原、许纪霖、施一公等人接受廉思课题组的访谈，对学界的诸多弊病已给出警示。

《工蜂》

主编：廉思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2年9月

如今，“青椒”们的困境被更多地注意到。就在我和廉思见面的那周，同济大学推出新规：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全员实行周期考核，更是让这种讨论再一次引发热议。“工蜂，是对大学青年教师的典型概括，工蜂是蜂群中占绝大多数的群体，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承担了蜂群的全部劳动。他们似乎从未在工作中停下来过。”

此前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廉思的研究更偏向“前端”，到中央团校担任行政职务之后，身份的改变，让廉思感到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他写了很多报告，根据调研成果，直接提出建议，并关注它如何转化为实际政策。2023年，他和团队撰写了一个有关货拉拉司机的调研报告，“这在当时应该是全国第一例。我当然可以采取纯社会学的视角，着重书写他们的生存压力：贷款买车、收入波动、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平台规则带来的种种约束，进而批判资本、批判平台。但如果研究止步于此，对于改善司机的现实处境其实没有多少实际帮助。”

在报告中，廉思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交互式治理。“货车司机是通过平台接单提供服务的，他们的工作其实处于高度‘原子化’的状态。平台如果通过建立合理的行为规范机制，就能更好地帮助货运司机群体树立服务意识，改善司机与客户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平台的功能。平台积累的数据和形成的连接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社会治理面对大量原子化个体时，在识别主流状况、研判群体走向、汇集利益诉求和开展沟通引导等方面的不足。”这份报告后面也直接推动了相关政策的调整。

“仅仅从文献或者说理论的角度去思考，学者容易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以前我们做学问的经常有一句话：学者只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人，‘解决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事。但只有真的进入实践，到一个具体的现场，可能更会看到一种复杂性。在一个具体的政策施行的过程中，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有时候会顾此失彼”，廉思说。

这种身份的转换也曾给廉思带来过困扰。“包袱”是肯定存在的——采访的间隙，廉思总是打趣式地问我：“我是不是镜头前有点太胖了？”之前去给团干部上课时，有人就提问：“廉老师，你做青年的研究这么久，能不能打个样儿，再写一本能够和青年直接对话的书，给我们参考参考？”廉思有了开头提到的那种本能性的焦虑。最近几年，他和团队马不停蹄，调研了37个不同的青年群体：时常处在舆论中心的大厂码农、网络主播；拼命“上岸”的“考公”群体；离开体制内，独立打拼的自由职业者；进厂的蓝领工人；脱口秀、话剧演员等“新文艺青年”……用廉思的话说，“算是比较紧跟时代”。

电视剧《不讨好的勇气》（2024）剧照。

今年，这份最新的调研以《无图之旅》为书名出版。

《无图之旅》

作者：廉思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6年4月

这个名字完全是廉思自己的主意。甫一看到这个书名，我以为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全然负面的情绪——“无所图”。实际上，这个意思更接近于“没有地图的旅程”。这是廉思个人焦虑与青年焦虑的共振。他渴望走进年轻人最深的困惑和烦恼，却发现这些烦恼几乎没有公因数。一次和北大学生的交流中，一位学生对廉思说，身边的年轻人，最想要“确定性”。可什么是“确定性”？经历疫情、中美博弈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不容易轻松得到这个答案。

在廉思看来，每个年代，年轻人都有很多困惑。20世纪80年代的“潘晓之问”最为著名。那是来自理想与现实的撕扯。而如今最深的青春命题，则是在“被要求成功”与“拒绝被定义”之间的拉扯，青年诸多的烦恼都根系于此。在一个高度绩效化的社会，这种张力显得更为凸显。年轻人被期待在特定的时间段完成各种确定性的“KPI”,要证明自己“有用”。但这本不应是我们对青春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无图，也蕴含着抵抗单一的内涵”。

每年的九月，校园里迎来新一批年轻人。如今的他们更焦虑，也更困惑于未来的道路。师长们的开学寄语，往往是一种过于美好的许诺。年轻人应该如何看待这趟“无图”的旅程？以下是我们和廉思的对话。

电影《走走停停》（2024）剧照。

“确定性”究竟是什么？

新京报：你之前的研究曾让许多概念流行，比如“蚁族”“工蜂”等。在《无图之旅》的开头，你也提到了当代青年工作、生存状态的几个变化。相较于当时对“蚁族”的观察，这一代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面对的压力，他们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廉思：当年做“蚁族”研究时，媒体采访我，我经常提到一张买房计划书。那是我在一个“蚁族”的出租屋里看到的，上面详细列着房屋面积、售价、首付、收入和储蓄计划，旁边还写着“努力”“一定能行”。它可以说是整个“蚁族”故事的缩影。

写《无图之旅》时，我也想找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希望借此概括这一代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但始终没有找到。后来我意识到，“找不到”本身，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隐喻。

“蚁族”虽然迷茫，却大体拥有一套共同的人生叙事：买房、立业、安家、实现阶层跃升、依靠奋斗改变命运。而今，年轻人的生活目标逐渐多元化了，西方社会理论常用“后现代”来描述这种状态。过去的压力更多来自目标清晰但实现困难，今天的压力还包含目标本身的不确定性。

有一次，我在北大和学生交流，问他们：“你觉得身边大多数同学最想要什么？”一名学生回答：“确定性。”我说，这个回答很有意思，但什么是确定性？是一份具体的工作吗？考上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也未必就一劳永逸。是一项具体的技能吗？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大学时学习的技能，四年以后可能已经迭代。与“蚁族”买房这个如此具体的目标相比，“确定性”虽然成为今天青年的某种共识，却又十分抽象。

新京报：《无图之旅》里调研了非常丰富的新兴职业群体。不论是网络主播，还是脱口秀演员、自媒体创作者等，年轻人从事新型文化工作，站在文化风口的前沿，自由的另一面，常常也承受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和自我怀疑，尤其重要的是，还会面临家庭的不理解。你认为这些因素，会怎样影响这些年轻人的自我认同？

廉思：现在很多年轻人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确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组织对个体有赋能作用。一个人在哪个单位工作，不只说明他靠什么谋生，也构成其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脱离传统组织以后，这种身份支撑减弱了，年轻人需要更多地从自身以及外界反馈中获得认可。无论是他人的点赞、平台流量、产品销量，还是父母的支持、朋友的赞许，都会变得格外重要。

年轻人一旦进入自由职业状态，相当于把自我认同建立在广义的社会评价之上。问题在于，年轻人的职业形态已经高度多元，社会的评价尺度却仍然比较单一。一个年轻人选择从事过去很少有人从事的工作，周围的朋友和父母难以理解，常常会问：“为什么不找个单位？”“这算一份正式工作吗？”“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纪录片《浪花儿》（2025）画面。

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错位：青年已经进入新的职业世界，社会却还在用旧的语言体系去评价他们。他们不仅要完成工作，还要不断向别人解释自己的工作；不仅要创造价值，还要证明这种价值值得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人会产生意义感减弱、职业尊严不足等问题。因此，新职业的发展既需要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和身份认同机制。

95后，可能是和父辈

代沟最严重的一代

新京报：提到当下青年文化，你用“多元化、性别化、平民化、情绪化”来概括。其中，“平民化”的趋势，如今非常显著。从事文化行业的年轻人许多都拥有高学历，在过往的社会认知里，属于“精英”，但如今，“精英”身份退场，“普通人”的形象反倒在网络上更容易被大家喜欢。你觉得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诉求？

廉思：我们在调研中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寻找意义的来源。过去，学历、单位和职业身份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价值坐标，现在这种意义供给能力有所减弱。网络上“普通人”形象受到欢迎，说明人们开始看重真实的生活经验，也希望在宏大成功叙事之外，找到可以安放日常生活的位置。

这种“平民化”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建立更加多元的评价体系。在观念层面，要逐步改变对一些职业的偏见。比如，有些家长教育孩子时会说：“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去送快递。”当一种职业长期被当作教育中的反面例子，从业者自然很难建立职业认同和尊严感。

当然，这些观念背后也有切实的职业处境。我们常说应当尊重平凡，每个人也要接纳自己的平凡，但不能只停留在精神劝慰上，还需要制度保障。灵活就业者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是他们获得尊严的基础；职场保障基本劳动权利，是加班文化得以改变的前提。如果把不加班等同于懒惰和“躺平”，实际上依然是用单一尺度去衡量所有人。在“拼命卷”与“彻底躺平”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也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

所以，尊重平凡是有制度前提的。它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平等看待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从而避免因社会地位不同而造成资源和机会的过度悬殊。如果缺少这些基础，仅靠呼吁人们“接纳平凡”，就可能变成成功者对普通人的俯视，甚至成为“不平凡者”才有资格表达的一种宽容。

纪录片《籍籍无名》（2025）画面。

新京报：现在有一个经常被用的词叫“老登”，这个词感觉把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观念冲突具体化了。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总体上，现在的95后、00后，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廉思：80后与今天的90后、00后，感知生活、理解世界的方式有了很大差异。我把这种差异概括为“政治生活”与“生活政治”的区别。过去，我们接受信息和观念，更多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今天的年轻人要从内心接受一种观念，往往需要自下而上地从具体生活中生长出来。抽象观念需要借助非常具体的符号和生活情境才能进入他们的认知，而且这些符号还要符合他们的审美方式，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年轻人会追问：这个观念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与过去很不一样的理解政治和社会的方式。

因此，面对年轻人在网络上的一些表达，自媒体和评论者有时会过度解读其背后的动机，把一种生活态度上升为某种宏大立场。其实，年轻人可能并没有宣扬某种主义或政治主张的意图，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兴趣、审美和感受。如果脱离他们的具体生活语境，仅从概念和立场出发加以判断，就会产生误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原因有很多。就我个人观察，2016年前后，移动互联网开始全面进入日常生活。它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把不同群体的经验和情绪“拉齐”到同一个信息平面上。尽管算法会形成“信息茧房”，但总体来看，人们还是比过去能看到不同地域、阶层和圈层的生活状态，也由此发现人生可以有许多条路径。

从整体来看，我认为60后、70后和80后之间虽然也有代际差异，但在基本的人生观念上是有较强连续性的。观念代差明显的是90后、00后与他们的父辈之间，近些年我们在新闻和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家庭代沟越来越突出。90后、00后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经历疫情、国际竞争加剧等事件之后，他们感受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面对这样的现实经验，宏大叙事很难依靠抽象表达直接进入他们的生活。这不是说他们拒绝宏大价值，而是说，这些价值需要通过具体的生活经验和可感知的现实联系，才能被他们理解和接受。

新京报：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个著名的“潘晓之问”被认为发出了一代青年的心声。在您的多部作品里，其实都有提到这一事件。你差不多在“潘晓之问”之后的年代成长，又在当下深入调研青年群体。在您看来，如今年轻人是否也有自己的“潘晓之问”？语境上有什么差异呢？

廉思：我是1998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已经不知道“潘晓讨论”了。今天的年轻人再读“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不太会产生当年那样强烈的共鸣。准确地说，两代青年所面对的问题和情绪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迷茫，背后仍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目标，只是苦于不知道如何抵达。今天的年轻人，就像《无图之旅》这个书名所表达的，很多时候连目标本身都是不明确的。

“潘晓之问”表达的是迷茫：我知道自己大致要去哪里，却找不到道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指引我，陪我走出迷茫。今天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对自己才是好的，也不知道现在选择的道路会通向哪里。迷茫是个体性的，“无图”是结构性的。迷茫可以借助一张地图找到方向，“无图”面对的是地图本身正在失效。

这也是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客观现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较长时间，技术革命、社会结构调整与观念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分阶段展开。中国经历的是一种压缩式现代化，经济社会转型速度很快，技术变革、职业重组和价值观变化又在同一时期相互叠加。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尚未完成传递，新的环境已经改变了问题本身。

《代沟》

作者：[美]玛格丽特·米德

译者：曾胡

版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1月

人类学家米德曾提出“后喻文化”，大意是说，在高科技背景下，年轻人由于较早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反过来向长辈传授知识。今天或许正在进入一种“未喻”状态：没有谁能够仅凭既有经验指导另一个人的人生。因为环境变化得太快，每个人面对的道路都可能不同。

年龄应该是优势，而非红线

新京报：最近，同济大学取消长聘教职的新规，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你早在《工蜂》中就探讨了绩效考核对高校学者身心的影响，以及学者公共性下降的现象。如今，这种现象似乎是愈演愈烈了。你会怎么看待高校中这种现象的未来走势？

廉思：科研考核一直有一个难题：当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时，你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在虚度时间，还是在思考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如此。最省事的政策是“一竿子打死”，为了保证所有人都在干活，便不允许任何人“发呆”。然而，恰恰是对这种“发呆”的容忍，才有可能为少数优秀学者保留自由思考和孕育原创成果的空间。

坦率地说，青年教师今天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难题，需要从科研评价、岗位聘任、资源分配和学术生态等方面系统解决。在这里，我只谈谈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思行者》

作者：廉思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11月

首先还是要相信，人虽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但仍保有一定的主体性，也具有超越既有环境的可能。既然选择了学术工作，就应当守住这个信念。短文章当然要写，这是职称评审和现实考核的需要，但还是要强制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做深入的研究，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如果每天只训练“短平快”的生产能力，深度研究的能力得不到锻炼，时间久了就会逐渐退化。等到职称评上、时间宽裕了，也不一定能做出好的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学术生产以后，常规知识整理和一般性写作会受到很大冲击，提出重要问题、形成原创判断和开展长期研究的能力，才是学者最重要的“护城河”。

制度设计者往往担心有人不干活、不努力，却忽视信任本身也具有生产力。在一个具有基本信任的制度和环境中，多数人是有自我驱动力的。任何学术环境里，都可能同时存在优秀的研究者和投入不足的人，而两者在某个阶段的外在表现甚至十分相似：可能都没有论文发表，也都说不清眼下究竟在做什么。这个时候，制度需要保持一定的耐心。许多重要成果在产生之前，都经历过一段外界看不到、常规指标也衡量不了的沉潜期。

减少刚性的KPI，不等于放弃评价和激励。我们可以探索更多柔性的办法，比如建立能够认真讨论学术问题的共同体，形成尊重学术、鼓励交流、允许争论的环境。好的学术氛围同样会推动教师前进，但这种推动不同于KPI造成的外部压力。能够进入一流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大多有比较强的学术追求。从人性的角度看，也很少有人愿意荒废自己。制度需要做的，是激活这种向上的愿望，并为它提供持续生长的空间。

高校评价还要尊重不同学科的规律。各学科的研究周期、成果形态和价值显现方式差异很大，很多重要成果需要长期积累。如果一定要设置考核指标，也应根据不同学科、不同职业阶段和不同研究类型分类设计。越是顶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越有条件率先进行探索。

新京报：如你所讲，社会时钟上的红线，可能是各行各业重要的压力来源，从制度和文化层面，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化解“35岁红线”？

廉思：我觉得公务员报考的年龄限制还可进一步放宽。2026年度国考将一般报考年龄上限放宽到38周岁，这是一个积极信号。现在有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人工智能对人的基础能力替代性越来越强，社会对人的高阶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但许多岗位对年龄和职业经历的包容度反而在降低。“35岁红线”就是一个典型表现。

这会带来两方面影响。第一，它会使社会错失一批经验型人才。很多工作本来就需要年龄和阅历的积累。以社会学研究为例，如果一个人在社会打拼十几年，积累了丰富的职场经验，之后再系统学习社会学理论，完全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但到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四五十岁，按照一些高校现行的招聘条件，连进入筛选的机会都没有。这既是个人发展的损失，也是用人单位和整个社会的人才损失。

更重要的是，“35岁红线”会给青年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青年是人的“第二次生命”，一个人经过不断寻找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逐渐完成社会化，进入更加成熟的生命阶段。可在“35岁红线”之下，这个本应代表经验积累和能力成熟的节点，反而被塑造成职业价值开始折损的时刻，仿佛人在35岁之前必须完成所有关键选择，否则就可能被排除在机会之外。这显然不合理。

从制度层面看，公共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应当率先减少缺乏岗位依据的年龄门槛，把评价重点放在能力、经验和岗位匹配度上，同时为转岗、再培训和职业转换提供通道。从文化层面看，也要改变把年龄与进度绑定的线性人生观，人的能力不是在年轻时达到顶点，有些能力来自反应速度，有些能力则需要阅历和长期积累。化解“35岁红线”，就是要让人生保有重新出发的可能，使年龄成为经验的刻度，而不是机会的倒计时。

电视剧《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2016）剧照。

新京报：如今，很多岗位的年轻人普遍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在AI冲击下，自己的工作很快会被取代。你的调研是否有观察到尤其是高新技术公司年轻人对AI风险的这种感知？你对AI持什么态度？

廉思：这种担忧在调研中确实存在。我认为，现阶段AI带来的风险除了岗位替代，还有思考自主权的让渡。AI可以给出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结果，问题在于，它给出答案的速度太快、成本太低，久而久之，人们会习惯于接受一个平庸但可用的答案，慢慢失去追问和判断的耐心。

我想，无论哪个AI模型，大概都很难对一本青年社会学作品给出《无图之旅》这个书名。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很多原创性，来自灵机一动，来自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来自对隐喻、意象和生活经验之间联系的敏感。至少在现阶段，这些仍然很难被AI替代。概括起来，AI最难取代的或许就是人的“taste”——品味和鉴赏力，也就是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值得做、什么能够触及人心的能力。

现在受就业压力影响，很多年轻人的职业发展缺少积累性，长期从事繁琐、机械、零碎的工作。这些工作很重要，却无法成为能力成长的终点。还有一些职业看起来很光鲜，个人技能却高度依附于特定平台。一旦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平台，原有经验可能很难迁移，个人就会陷入被动。

所以，年轻人既要培养完成具体任务的“小能力”，也要有意识地发展定义问题、整合知识、形成判断和开展深度工作的能力。前一种能力帮助我们适应眼前的岗位，后一种能力决定我们能否穿越技术和职业的变化。面对AI，我担心它会不会取代我们，更担心我们会不会因为过度依赖它，逐渐放弃了那些本来就属于人的能力。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记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柳宝庆。封面题图系纪录片《浪花儿》（2025）画面。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购买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