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功案例谈诈骗案件如何与公检法沟通才能推进有效辩护？

张春律师 专注于诈骗犯罪辩护

作者：张春律师广东知恒(广州)律所高级合伙人、刑事副主任、专注重大疑难复杂的诈骗案辩护；

陈婉雯刑事团队核心成员，专注重大疑难复杂的经济犯罪辩护；

备注：本文原创，未经许可不能转载

张律师在全国各地办过各种疑难复杂重大的诈骗案件，有借贷诈骗、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等等。在这些案件中，有涉案金额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或许案情各自不一，但其中的辩护、沟通门道却是触类旁通的。侦查阶段，如何联系侦查人员、向其提交证据材料、交换法律意见；审查起诉阶段，如何通过检察官为当事人争取不予逮捕、不起诉；审判阶段，如何联系法官、争取二审开庭等，都是需要辩护律师通过与公检法人员沟通来解决的。本文中，张律师就结合自身的亲办案件，与各位分享：从成功案例谈诈骗案件如何与公检法沟通才能推进有效辩护？

一、永远拿证据说话

侦查阶段比起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较为特殊的一点是，辩护律师无法看到全案卷宗、只能通过当事人来了解案件基本案情、侦查机关提审的基本情况。因此，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天然地存在信息差——公安掌握的部分信息，辩护人并不知晓，也无法据之发表相应的辩护意见。

但是，即使如此，侦查阶段依旧是辩护人为当事人争取不立案、撤案、取保候审的重要窗口期。那辩护人究竟在侦查阶段可以做什么？张律师以年前在Z省亲办的一起合同诈骗罪案件为例来说明，在无法看到侦查卷宗的情况下，辩护人如何实现良好的辩护效果。

2026年1月28日，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当事人H某某被Z省异地抓捕；当日，张律师接受H某某妻子委托，担任H某某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张律师在30、31日两天连续两次会见当事人并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H某某所在的公司系电池行业的龙头企业，由于未能及时履行与某公司的购销合同，被某法院移送犯罪线索至侦查部门、认为存在合同诈骗嫌疑。同步的，结合当事人反映的情况，张律师马上与家属沟通、并拿到了与H某某公司生产经营相关证据材料（具体包括：该企业当时在Z省招商引资的相关材料、公司的水电及完税材料、公司与其他交易对象的委托加工合同、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等），并整理、完善形成相关的证据清单与材料。光这一部分的证据材料，就足足有两大箱。最后，该案在当事人被拘留17天后，顺利拿到了取保候审决定，而本案的涉案金额是一个多亿，一旦构成诈骗，那么可能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

（张律师整理的H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的部分证据材料）

（张律师拿到的取保候审结果）

而整理证据仅仅是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证据提交给侦查机关、说服侦查机关当事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整理证据后，张律师同步将证据分别邮寄给了侦查机关以及审查起诉机关，同步也向侦查人员申请了当面交换法律意见。一般来说，若辩护人能够结合当事人及其家属反馈的证据形成完整、言之有理的法律意见书以及对应的证据清单及材料，侦查人员一般都是愿意与辩护人交换法律意见的。相反的，若空凭一张嘴却没有任何证据材料，与侦查机关沟通不畅那必然是情理之中。

在办案期间我们团队，认真负责专业的，整理了四大箱证据以证明当事人是无罪的，这些证据递交给公安、检察院，同时我们和公安经办人员、检察院深入沟通，探讨本案无罪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

从一开始公安坚定的认为是合同诈骗罪，一定要报捕，让我到检察院的时候去阅卷就知道了，不同意律师的无罪观点。到后面看了张春律师撰写的法律意见和梳理的证据，全面的分析了整个案件的事实、法律法规。期间，张春律师去办案单位找经办警官面谈讨论法律意见的时候，该警官在听了十分钟后，就叫我先停下，打电话叫了很多领导来听我完整的表达了所有的法律意见。最后，同意我的部分观点，一步一步的打动办案人员。

辩护期间，我也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和领导充分沟通，他们迅速介入案件。

在释放当事人的当天，主办的警官从看守所送我当事人出来的时候，给我的当事人说，你请的这个律师真专业、认真、负责，也让我们学习了。

我还记得，张春律师在办案期间有经常加班到深夜梳理证据，有几次半夜醒来想到一些观点，我马上起来记录在电脑里面，不然第二天可能就没有了。

有一天凌晨一点多快两点的时候，张律师还给公安经办人员发了微信，表达了法律意见还有实务中的争议。

因此，在与公检法的沟通中，第一要义必然是拿证据说话。而且，“拿证据说话”也不是简单的对材料的罗列、堆砌，而需要结合案件涉嫌的罪名、可能的案件焦点来对材料做排序、整理，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辩护效果。

（张律师整理的H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案件证据材料）

二、学会多管齐下有助于保障沟通效果

实践中，大量辩护人会遇到的情况是侦查机关不愿意沟通、更不愿意听取辩护人的法律意见。而这就回到了上一点中张律师所说的“分别向侦查机关与审查起诉机关提交了证据材料”——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做呢？

核心原因在于：检察机关系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部门，其有义务监督公安机关是否存在不该立案而立案、该立案而不立案等不法情形。本案中，张律师介入后发现本案实质就是民事纠纷而非合同诈骗，本案属于错误立案。因此，在向侦查机关反映的同时，张律师也分别通过向侦查机关法制部门、审查起诉机关反映的方式同步反馈法律意见。如此一来，也就可以解决部分侦查机关不愿意听取法律意见的问题。

三、对抗与否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来确定

部分人存在一种偏见——刑事案件的对抗性都非常强，辩护人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之间属于针尖对麦芒。但张律师还是认为：对抗与否还是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一味的对抗有时也无法拿到好的案件结果。

张律师在经办L某某涉嫌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中，与检察机关基本就是对抗到底的态度。本案是一起保健品涉嫌犯罪的案件，L某某是某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还被指控是负责人，涉案金额800余万。在该案中，L某某就被指控有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经营公司，而张律师在认真阅卷和会见L某某后，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认定L某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证据链并不完整，在案的证据并无法完整佐证L某某具体是向谁购买了多少条的个人信息、具体获利是多少。即使在张律师多次向该案检察官反馈该案不构罪、希望做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检察官依旧强硬地将本案起诉至法院。至此，张律师只能选择对抗到底，持续提出该案不构罪的法律意见，并不断补充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及要求调查取证。最后，张律师也拿到了该案的无罪结果。

（张律师拿到的L某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无罪判决结果，判决书截图）

但对应的，张律也存在部分通过“非对抗”取得良好辩护效果的案件。Q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中，Q某某是一家大型国企的办公室主任，被指控诈骗450余万，被侦查机关以诈骗罪刑事拘留，张律师介入后，在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就提出该案系职务侵占罪而非诈骗罪。检察机关也多次与张律师面谈，且最终采纳了职务侵占罪的罪名定性。在本案的起诉阶段，张律师也通过多次与检察机关交换法律意见、协商的方式，将该案涉案金额降到两百余万元，为当事人争取到缓刑的量刑建议。足见，对抗与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对案件结果有利，而这起案件就有对抗也有协商。

四、综合使用多种方式与公检法沟通、交换辩护意见

在与公检法沟通的过程中，普遍是通过口头交换法律意见、提交书面法律意见书的形式。此外，借助专家辅助人发表专家意见的形式实际上也是与公检法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张律师亲办的M某某涉嫌虚假广告罪一案中，专家辅助人发表的专家意见对该案最终认定不构成犯罪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上所述，与公检法沟通的技巧与方式也是刑事辩护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辩护人除了要在专业层面上做到极致，也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决定采用何种沟通方式，以上是张春律师亲办的诈骗案件，取得有效辩护的部分经历。与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