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秋，河北怀来前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郭天民盯着地图看了很久。他手里的兵力只有4个团，对面的国民党军却是两个美械军。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硬碰硬显然不是办法，关键在于把敌人拖进不利位置，再寻找反击机会。
战斗打了11昼夜。郭天民没有急着争一城一地，而是利用山地、村落和交通线反复牵制，使对方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展开。等敌军疲惫、补给受阻后，晋察冀部队集中兵力突然反击，最终歼敌约1万人。此战之后，国民党方面给郭天民送了个“郭铜墙”的称呼。
这位将领的性格，也像一堵墙，认准的事情不轻易改变。
郭天民1905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安县。家境贫寒，但家族愿意资助这位长房长孙读书，他曾到武昌求学。大革命风云激荡之际，他回乡任教，同时组织农民运动。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
他不是那种只会冲锋陷阵的将领。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郭天民继续寻找革命队伍，1929年进入中央苏区，先后参加多次反“围剿”。在军事指挥之外，他很早就表现出一个特点：遇到原则问题，宁可承受压力，也不愿随声附和。
第三次反“围剿”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受到调整，郭天民因支持正确的军事路线受到牵连，被撤去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调入红军大学学习。有人要求他检讨，他没有按照要求写下违心的文字。这样的选择，在当时并不轻松，甚至可能影响个人前途。
长征途中，他担任红9军团参谋长，和罗炳辉一起承担掩护、机动等艰苦任务。红军需要不断甩开敌军追堵，许多行动不能照搬地图上的计划，参谋人员必须根据地形、敌情随时调整。郭天民在这段经历中积累的，正是后来指挥大兵团作战所需要的判断力。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并另立中央。郭天民反对分裂行动，因此被撤去职务，还一度面临生命危险。有人劝他低头，他只说：“军队可以暂时受挫，原则不能丢。”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已难完全核实，但他的立场，却有明确历史记录。
西路军失败后，数万将士在河西走廊苦战，最终大部牺牲或失散。郭天民历经艰险返回陕北，后来担任红四方面军作战局局长。西路军的惨痛教训，使他更加重视情报、补给和地形，也让他明白，指挥员的判断失误，往往会由基层官兵用生命承担。
抗日战争时期，郭天民长期在华北作战，参加过百团大战中的娘子关战斗。1944年起，他担任冀察军区司令员，组织对日伪军的攻势。抗战胜利前后，部队迅速向张家口等要地推进，缴获武器物资，扩大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战略纵深。
内战爆发后，晋察冀军区一度陷入被动。郭天民认为，裁军过多削弱了部队骨干，对傅作义集团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也是失利的重要原因。他在会议上直言批评聂荣臻。不得不说，这种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把责任全部归于聂荣臻，同样不符合当时复杂的军事环境。郭天民因此有半年多没有承担重要职务。
1948年5月，在朱德协调下，郭天民被调往中原地区，后来成为第4兵团副司令员，与陈赓搭档。解放大西南时，第4兵团采取大迂回行动，避开胡宗南集团主力，快速向云南方向推进，目的不是单纯攻城，而是切断国民党军向西南边境和国外撤退的通道。
这一步非常关键。数十万国民党军被压缩在西南地区，许多部队失去退路，最终相继瓦解。若让大批残部进入边境山区，后续剿匪和边防都会更加棘手。郭天民在其中承担的，正是封锁、穿插和组织追击等任务。
1950年2月20日，云南全省实现解放。郭天民随后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参与起义部队改编和剿匪工作。云南地形复杂，土匪武装又常与地方势力纠缠，部队不能只靠一次作战解决问题。经过数年清剿，云南境内匪患基本平定，朱德称赞他“有功不居功”。
1955年授衔时，郭天民50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参与军队正规化建设。1970年5月，他在广州病逝，终年65岁。一个曾在红军大学遭受排挤、在西路军浴血求生、又在怀来和西南战场承担重任的老将，就这样结束了充满坎坷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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