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还配叫社会主义国家吗？网约车司机集体抗议，平台收取40%佣金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2026年4月，胡志明市街头的网约摩托车司机。随着平台费用和各类扣款增加，部分司机称实际收入已难以覆盖燃油、维修、车辆折旧及空驶成本。2020年12月，数百名Grab司机在河内集会，反对税费及综合扣款增加。这场早期抗议说明，司机与平台之间的收入分配矛盾并非始于2026年。越南一家小型餐馆向Grab配送员交付餐品。外卖平台为商户带来流量，却也可能收取约四分之一至三成的佣金，令利润微薄的小餐馆面临更大经营压力。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9月12日至13日，越南部分Grab司机号召集体关闭应用、拒绝接单，抗议平台不断压低运价、提高费用和扩大扣款。一些司机称，乘客实际支付的金额与司机最终所得之间，差距最高可达40%甚至更多。与此同时，越南餐饮商家长期面对约25%至30%的外卖平台佣金。

2026年4月，胡志明市街头的网约摩托车司机

表面看，这只是一场围绕抽成比例的劳资纠纷。实际上，它暴露的是越南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难解释的矛盾：当平台资本能够决定价格、抽成、流量和劳动纪律，劳动者却没有真正的集体议价权，政府又迟迟不能建立有效约束，那么“社会主义”究竟还体现在哪里？

一场停单行动，撕开平台繁荣的另一面

Grab在越南提供网约车、摩托车载客、外卖和即时配送等服务。它没有传统出租车公司那样庞大的自有车队，也不需要直接承担车辆折旧、燃料、维修、社保和大部分事故风险，却控制着订单入口、价格体系、乘客流量和司机评价。

这正是平台经济最强势的地方：资产和风险分散给劳动者，规则和收益分配权集中在平台。

司机必须自己购买摩托车或汽车，承担油费、保养、保险、空驶和等候成本。遇到交通拥堵、恶劣天气或者乘客取消订单，很多损失也由司机消化。但司机通常不知道一个订单为什么定这个价，也很难完整了解乘客支付的每一笔费用最终去了哪里。

越南媒体曾抽样比较乘客付款与司机收入。部分订单中，司机实得仅占乘客支付金额的50%至75%；两轮车订单平均比例约为六成，汽车订单约为三分之二。曾有乘客支付3.7万越南盾，而司机实际获得约1.95万越南盾的案例。另有一笔18公里以上的优惠订单，司机收入不足4.7万越南盾，尚未扣除油费、车辆损耗和返程空驶成本。

2020年12月，数百名Grab司机在河内集会，反对税费及综合扣款增加

这些差额不一定全部属于名义上的“佣金”。其中还可能包括平台服务费、乘客保障项目、税费、促销分摊以及其他扣款。但对于司机而言，财务术语并不能改变结果：乘客支付越来越多，司机得到的比例却越来越少，平台掌握的分配空间越来越大。

司机反对的也不只是一个抽成数字，而是整套缺乏透明度的制度。他们要求把费用和税费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要求调价前征求司机意见，要求平台公开每笔订单的计算方式。部分司机甚至提出，涉及核心收入规则的调整，应当获得大多数司机同意。

这些诉求并不过分。既然平台把司机称为“合作伙伴”，那么合作伙伴就应当拥有知情权和协商权；如果司机只能接受系统单方面制定的价格，不能参与规则制定，还可能因为拒单、取消或评分下降而受到算法惩罚，那么所谓“合作伙伴”不过是掩盖劳动控制关系的包装。

商户和司机，都在替平台承担成本

Grab对餐饮商户收取的佣金，在不少合同和市场报道中达到25%至30%。具体比例会因地区、合作方案、广告投放和促销活动而不同，但如此高的费用对于利润微薄的小餐馆具有明显压迫性。

越南一家小型餐馆向Grab配送员交付餐品

餐饮业不是互联网行业。一份饭菜需要支付原材料、人工、房租、水电、包装和税费。许多中小餐馆的净利润率本来只有个位数。如果平台拿走接近三成的订单金额，商户通常只有几种选择：提高线上售价、缩小分量、降低原料成本、减少员工收入，或者退出平台。

结果是，平台抽成最终被转嫁给整个社会。商户利润下降，司机收入承压，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只有掌握流量入口的平台不断扩大控制力。

平台经常辩称，它需要承担技术、客服、支付、保险、营销和消费者补贴等成本。这些成本确实存在，但问题在于：平台是否有权凭借市场地位无限扩大收费？算法定价是否透明？促销成本究竟由平台承担，还是被悄悄转嫁给司机和商户？当商户和司机不接受新规则时，他们有没有真正拒绝的能力？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就不再是普通的自由交易，而是一种具有掠夺性特征的平台权力。

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只看国名

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取消一切市场，也不等于所有企业都必须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早已说明，市场可以成为配置资源的工具，民营企业和外资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

但市场是工具，不应成为凌驾于劳动者和公共利益之上的主人。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关键要看几个基本问题：资本是否受到公共权力约束，劳动者是否能够分享发展成果，关键行业是否服务社会需要，政府是否有能力保护弱势群体，以及经济增长的成本是否被长期转嫁给普通人。

按照这个标准审视Grab事件，越南面临的尴尬十分明显。

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跨国平台，在越南掌握大量出行和配送订单。它能够通过算法决定司机看到什么订单、拿到多少收入，也能通过流量排序影响餐馆的生存。但承担劳动风险的司机缺乏稳定保障，依赖平台流量的商户缺乏谈判能力，消费者又难以看清价格构成。

更荒谬的是，越南并不是在保护一个本国战略性企业。即使从产业政策角度出发，它也没有充分理由容忍一家外国平台从本国劳动者、商户和消费者之间持续提取高额收益，却把车辆、燃料、社保和经营风险留在越南社会内部。

如果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结果，是资本拥有定价权、算法拥有管理权、劳动者只有服从权，那么“社会主义”就只剩下宪法、口号和政治仪式中的标签。

监管不能停留在问询和表态

越南竞争监管部门已经要求Grab等平台提交运价、佣金、费用和司机扣款资料。这说明问题已经进入政府视野，但要求说明情况并不等于解决问题。

真正有效的监管，至少应当包括几项内容。

第一，强制平台提供统一、清晰的订单结算单。乘客支付多少、税费多少、平台收取多少、促销由谁承担、司机最终得到多少，都应一目了然。

第二，建立司机净收入底线。最低保障不能只计算载客时间，还应合理考虑前往接客点、等候、空驶和车辆运营成本。否则平台可以用表面不低的单价掩盖实际时薪下降。

第三，限制综合费用。司机提出把费用和税费控制在20%左右，至少反映了劳动者对当前分配结构的不满。具体上限可以经过核算，但政府不能把决定权完全交给平台。

第四，保障司机拒单和集体表达意见的权利。只要没有制造虚假订单、骚扰其他司机或破坏正常经营，司机临时关闭应用不应成为封号、降权和减少派单的理由。

第五，建立人工申诉机制。算法不能既是警察，又是法官。账号暂停、永久封禁和大额扣款必须给出具体理由，并允许司机向真正能够作出决定的人提出申诉。

第六，推动平台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障责任。既然平台通过算法对劳动过程实施实质控制，就不能在获取收益时把司机当劳动者，在承担责任时又把司机说成完全独立的个体经营者。

中国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已经提供了一个可参考方向。相关平台被要求降低最高抽成，限制把乘客优惠成本转嫁给司机，并提高算法和计价规则的透明度。印度尼西亚也曾在政府压力下推动两轮客运平台大幅降低佣金。事实证明，高抽成不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而是监管是否愿意介入的问题。

自动驾驶救不了Grab的商业逻辑

有人认为，Grab今天依靠东南亚市场优势，可以长期维持强势地位。这种判断未必可靠。

自动驾驶成熟后，西方科技企业和中国自动驾驶公司都可能进入东南亚。Grab自己也在与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合作，并计划扩大无人驾驶服务。这意味着它并没有否认技术变革的威胁，而是在试图把自己从司机平台转变为自动驾驶运力的分发平台。

但这条路对Grab并不一定有利。

今天Grab最重要的优势，是庞大的司机网络、用户入口和本地运营经验。一旦车辆能够由大型汽车企业、自动驾驶公司或者城市公共平台直接运营，司机网络的价值就会下降。届时，拥有核心算法、车辆制造能力和资本规模的中美企业，完全可能绕过Grab，或者迫使Grab接受更低的平台利润。

因此，Grab现在对司机的过度压价具有明显的短视性质。它正在消耗维持平台网络最重要的群体，却把未来押在一个自己并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产业变革上。

更值得警惕的是，自动驾驶首先淘汰的可能不是Grab，而是今天为Grab承担成本的司机。假如越南政府现在不建立收入保障、社会保险和转岗机制，未来技术升级带来的收益仍将归平台和资本所有，失业及转型成本则继续由劳动者承担。

越南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

司机停单两天，未必能够瘫痪Grab，也未必能够立即改变收费制度。此次行动组织相对分散，部分地区服务仍然正常，甚至出现虚假下单和恶意取消干扰正常接单司机的情况。

但这些局限不影响事件本身的意义。

它表明，越南平台经济中的矛盾已经从个别抱怨发展为公开的集体不满。司机并不是反对技术，也不是拒绝市场。他们反对的是在没有议价能力的情况下，被迫接受越来越不利的分配规则。

越南政府当然可以继续强调经济增长、数字化和吸引外资，也可以把这次抗议当成一次普通的商业争议。但只要劳动者在平台面前没有谈判权，商户面对高佣金没有选择权，政府面对算法资本缺乏约束力，那么增长数字越漂亮，越会衬托出制度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社会主义不是给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加上一层政治外壳，更不是让跨国平台先拿走利润，再让劳动者自行承担市场风险。

越南如果仍然希望证明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用实际制度回答：究竟是资本支配劳动，还是公共权力保护劳动？究竟是算法决定社会分配，还是政府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制定规则？

如果连外国平台从本国司机和小商户身上抽走多少，国家都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管，那么越南的问题就已经不是Grab太贪婪。

真正的问题是：这样的越南，还配不配把“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国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