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被提出后，他带头表示反对，后来成为副国级干部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两个凡是”的提法迅速传遍全国-。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们心里犯着嘀咕，却很少有人敢公开说一个“不”字。就在这万马齐喑的关口，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全省省级干部会议上把话挑明了：搞建设得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的东西站不住。

这份敢言的底气，不是在会议上突然冒出来的。它来自辽宁法库县东火石岗子村那片黑土地，来自几十年跟老百姓一起摸爬滚打的日子。

杨易辰早年就读于天津法商学院和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系，本可循着学业路径过上安稳日子。可眼看着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他把书本一放，1935年投身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的人生就再没有离开过“实际”二字。

在抗日战争进行期间的时候，他于河北以及山西的处于敌人后方的区域开展打游击的行动，帮助老乡们去做藏粮食、送信件、躲避敌人扫荡这些事情。

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他带领着平原分局七地委的朝着北方进发的干部团队急忙赶回东北，到铁岭中心县委去担任书记的职务，一头就扎进村子里面开展搞农会、建立武装力量的工作。在去昌图进行组建辽西二地委这个事情之前，他抽了个空回了一趟已经和自己分别十几年的老家。

在他眼前呈现的东火石岗子村，房屋倒塌了，土地荒芜了，乡亲们围拢上来诉说自己的困苦。在老家仅仅待了两天他就不得不继续赶路，因为内战的战火已经燃烧起来了。那两天在他心里所留下的那些东西，在往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变淡。

在解放战争的时期，他在辽北地区推动土地改革这件事，带着工作团队进入村子里面去讲解政策，把“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落实到土地上头。

土地改革这件事情看着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做起来处处都是难题，要是对村里的情况门道摸不清楚的话就会出现乱子。他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练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办法：先查看情况，然后再确定办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杨易辰一直都在东北开展工作。在1954年东北大区被撤销之后，他被调到黑龙江，先是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位，管理财政贸易方面的事情，水产方面的事情也归他负责这一摊。

黑龙江会被冰雪封冻小半年的时间，鱼到底能不能养殖起来，省里争论了好多年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在1958年到1960年这个时间段之间，他组织人员到南方的水产比较发达的省份进行考察，回来之后却没有照搬照抄。

南方的水比较温暖，鱼种也不一样，硬要照搬的话只会亏本。他提出得按照黑龙江自身的条件来办理，走“依靠科学教育来振兴渔业”的道路。在困难的时期，他听说渔民去打鱼连口粮都无法得到配给，当场就做出决定把渔民的口粮纳入全省统一销售的范畴，还额外给布票、白酒，用正式的文件把保障的政策固定下来。

后来黑龙江水产的年生产量达到了四五十万吨，“吃鱼难”这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被解决了，老百姓送给他一句“誉满龙江”的评价。

这些经历一点一点地塑造了他对于“实际情况”的敏锐感知。所以到了1977年，当“两个凡是”的提法传下来的时候，他几乎不需要进行犹豫。别人还处于观望的状态，他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脱离实际情况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

这并不是逞能，是几十年在黑土地里面经历锻炼出来的判断能力。在那个思想还没有完全解冻的年份，作为封疆大吏公开地提出反对的意见，就像是往沉闷的没有流动的水里面扔了一块大石头。

后来的事情验证了他的判断。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展的时候，他是最早站出来进行支持的三个省委书记其中之一。在1983年，他被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去担任检察长的职位，这个职位属于副国级的级别。

当时检察机关刚刚恢复重建没有几年的时间，机构还没有配置齐全、人员也不够充足、办案的规矩还在进行补充完善。他一边搭建领导班子、补充队伍力量、建立规章制度，一边配合改革开放打击刑事和经济方面的犯罪。

在任职的五年时间里，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21万多个人、依法起诉216万多件案子、立案侦查经济犯罪15.5万多件案子。 从白山黑水的区域到人民检察的工作战线，杨易辰用一辈子的行动，践行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立下的追求实事求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最初心愿。

回望1977年，杨易辰的反对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从土改时进村摸实情、到黑龙江解决“吃鱼难”、再到后来重建检察队伍，一路用脚底板丈量出来的信念。

他深知，政策若脱离百姓冷暖，口号再响也只是空中楼阁。正是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清醒，让他在历史转折处敢于发声，也让他从黑土地走进最高人民检察院，成为副国级干部。职位变了，实事求是的底色从未改变。

今天再读这段往事，最打动人的不是他后来官至副国级，而是他在众人沉默时敢说真话的勇气。时代在变，难题在变，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永远不过时。

杨易辰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担当，是在风浪中守住对人民和实际的忠诚。这份遗产，比任何职务都更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