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农民养老金问题？

上周去广州，参加《新周刊》的一个活动，回了一趟“学而优”书店。

1996年我从四川老家下广东打工，在东莞一家工厂开铣床，受《南方周末》毒害，一门心思想做新闻。2001年，我下决心辞职，发誓再也不回工厂，结果失业了整整一年。2002年起，我就在这家书店当店员。

书店换老板了，但总算还在，门口的那家快餐店，也还在。

拍了几张书店的照片，突然想起，那时我还在书店旁边的长廊贴过一个“农民问题的书单”，而现在，我又在写农民养老金问题——二十多年过去，我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我在书店兼着做宣传，时不时整理一些书单，比如“制度经济学的书单”、“自由主义的书单”、“女权主义的书单”等。农民问题当时也很火：2000年初，湖北的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他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安徽作家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又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都引起领导层和普通人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两本都是那些年的畅销书。

有一天柜台小妹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找我，要“反映情况”。我让他在电话里说，也没说清楚，于是叫他等我。

等我下去人不见了，同事描绘了他的衣着打扮，下楼的时候好像见过。回头去找，果然是他：白衬衫，黑裤子，脸晒得黑黑的。

他看到我有点失望，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年轻。我在书单上留言：请大家多多指正，有兴趣可与书店彭某某联系。他没读明白，可能以为我是作家。指着书单上我的名字，他翻来覆去地跟我说官场太腐败了。我有点尴尬，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在天涯社区发了一个帖子，那时很年轻，结尾煽了一下情：“你说他怎么会在墙上看到一个名字，看到一个可能关心农民的名字，就鼓起勇气来‘反映情况’呢？难道他已经无处可去了吗？……”

过了一年，我去了北京做图书编辑。又过了两年（2005年），朋友介绍我去了央视《社会记录》栏目。

现在想想简直不可思议，我没上过全日制大学，没干过一天新闻，没有任何媒体经验，一个朋友介绍，就可以去央视当编导了。

那时很幼稚，总是想报矿难这样的选题。同事和领导问：“怎么做？”“做什么？”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还要考虑这些，事情够大不就行了吗？

以前我在东莞打工的时候就有这毛病，《南方周末》改版搞“实验特刊”，讲新生活方式，我大为不满，愤而写信反对：“在看了《为了三百元钱打死一个农民》之后，我很难以闲适的心情来欣赏‘新生活’。我希望《南方周末》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对于有的人而言，可以说话的地方已经太多，而有的人却没有说话的权利。”

后来慢慢明白，新闻不是这么做的：新闻不是你觉得重要就重要，不是你感兴趣别人就感兴趣。

比如有个东西叫新闻的“贴近性”，为什么北京发生的一件破事儿就能上央视？因为近啊，下楼就能拍，拍完就能剪，剪完就能发，发了还有人看，一切都很顺。

有些事情就很勉强。如何让一群人去关心那些跟自己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这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事情。即便你掌握了这门技术，如何让它发出来，这又是另外一门技术。

新闻真是学无止境啊。

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学这门技艺。

从电视台到网站，从网站到杂志，然后是新闻短视频和直播。算了一下，我干过这个行业的大多数岗位：记者、编辑、评论员、频道主编、杂志编委，最后一份职业是“副总经理”，一堆杂活，除了内容，还管财务、人事、商业、版权等。几乎所有的媒介形式我都实操过，文字、图片、视频、新媒体，甚至还干过俩月的音频。

为啥《新周刊》邀请我这个下岗媒体人去参加活动？因为十八般武艺，我样样都会啊，虽然不精。

到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两年，这门技术慢慢就成了屠龙术。通报越来越多，新闻越来越少。举刀茫然，龙在哪里？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某一日风雨如晦，心有所感，当下腰悬木剑，身披敝袍，一人俩娃，悄然西去。

翻译一下就是：新闻干不下去，陪两个孩子去加拿大读书去了。

2024年1月初，我写了一篇谈农民养老金的文章，标题是《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1000元的10个理由》。

在加拿大实在太闲了，孩子一上学，我就没事干。夏天还能跑跑步，到了冬天，跑步也不方便，偏偏冬天还很漫长。于是偶尔写点东西。

偶然知道加拿大有个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领取资格主要根据年龄、身份和成年后的加拿大居住年限，并不以是否缴纳过养老保险为前提；居住年限相同、收入条件相近，领取标准也大体相同，收入超过一定门槛后就会逐步扣减。

有时候人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异常。如果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很容易把周遭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很多中国人觉得养老金一定要缴了养老保险才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由此想到：如果中国农民也能这样……

于是凑了10个理由，写了这篇《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1000元的10个理由》。这显然过于贪婪，我又改了一个缩水版《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包括缩小不同群体养老金差距；当年交公粮的农民理应得到最基本的养老保障；国家财政具备承担的能力；这是解决消费不足的有效手段；增强社会兜底缓解内卷；提升参保积极性并推动养老金制度改革等等。

读者纷纷留言，很多人回忆自己和父母当年是怎么交公粮的，我整理留言又发了一篇《交公粮往事》。

今年清明节前，我和B站纪录片创作者“遇真纪事”的赵玉顺、袁贞贞做了一次对谈，他们也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过去五年，他们走访全国1000多个村镇，记录农民和农民工的生活，最近又出版了《看见中国村镇》。对谈时，赵玉顺说：“如果没有人愿意替我们发出声音，没关系，那我们就自己来。”

我同意他这个说法，这是农民的孩子的责任，总不能指望大字不识几个的父母对不对。

文章反响不错，自然越写越多。写得多了，就有人质疑我：你干嘛在国外写中国的问题？

我心想：这不废话吗？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这个事儿，对加拿大人来说是一文不值的常识，我花了好几十万才知道，不多写两篇，怎么摊薄成本？

在加拿大的那两年，英语没学好，工作找不到，移民办不下来，孩子最后也离开了加拿大，可谓一无所获，幸好我写了几十篇文章，算下来，“成本”至少两三万元一篇。

不瞒你说，其实我也赚到过一点钱。

读者打赏最多的一次有九千多块钱，是那篇《再有人拿“农民没交社保”说事，请把这篇呼他脸上去》。2025年2月1日写的，一天时间点击就过了10万，打赏蹭噌噌往上涨，我一会儿看一眼，一会儿看一眼，很是激动。我已经很久没赚到钱了，每天光出不进，心里有点慌。

后来这篇没了我还很惋惜：10万点击有1万块，100万点击我岂不是发财了？

原来学成文武艺，还可以货与百姓家啊，也不枉我“这一拳二十年的功夫”。

我后来跟人分享过，为什么可以不停写，一写就写几十篇？

我有七种武器。

拉清单：“1000元的10个理由”，“800元的8个理由”，“实行普惠养老金的9个理由”，“中国养老制度的5个常识”，“社保高缴存比的五宗罪”，如是种种。

破迷思：除了“农民没交社保”，还有“农民有地”，“国家没钱”，“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等广为流传的说法，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我还写过一篇《驳斥十个常见的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借口》，干脆把拉清单和破迷思搞一起了。

点名批评：去年两会批评了白岩松“小步快跑”的说法。今年两会驳斥了董明珠把农民养老金等同企业奖金的说法。温铁军、贺雪峰、郑秉文等人的观点，我也写文章批驳过。总之，批评人就得点名，要不然读者也不知道这些说法从哪里来。

诉诸权威：我说过多次，我没有一点原创观点，就是一个“二传手”。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等等，他们的观点不知道被我翻来覆去引用了多少次。

横向对比：一开始是加拿大，逐渐延展到美洲、欧洲、大洋洲、东亚，涉及财政补贴分配的方式、农民没钱交社保的解决方案、公务员养老金改革的细节设计、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制度的优劣等。

受众细分：这个议题的主要受众当然是农民和农民的孩子，但也要拉拢说服更多人。我写过《女权主义者要关注农民养老金》，因为不解决农民养老焦虑，就不能改变重男轻女思想；《爱宠人士要关注农民养老金》，因为爱人先于爱动物，人都不爱，全社会怎么会爱猫猫狗狗？最后连中学生都没有放过，理由是：AI时代中学生要有批判性思维，拿农民养老金问题练手是最佳选择。

新闻由头：这是做新闻的基本操作，没由头要写，有由头当然不容错过，大新闻大节点可以跟多篇，比如两会、贸易战。以及最近那个赣州低保家庭女孩去香港看演唱会的争议，我也顺手提了一句农民养老金。

以上七种，都是过去二十年积累下的技艺。

一开始担心写着写着就没得写了，后来发现再写几十篇也没问题。仔细想想，不是我有多能干，而是它牵扯太广，农民养老金并不仅仅只是中国农民的问题。

而且，即使不停地写，很多这方面常识中国仍然有90%以上的人不知道。所以不用担心重复，重复本身就是价值，只要能让多一点点的人知道。

到现在，关于农民养老金我写了四五十篇文章，可惜大部分在公号都打不开了，略有讽刺的是，我也没法重新发一遍，会触发公号的原创保护机制——指向我那个已经打不开的链接。这些文章有些没有备份，已经找不回来了，吸取教训，我把能找回来的文章发到了“知识星球”备份，欢迎大家加入：价格我设置的是知识星球允许的最低价格，版权开放，欢迎大家以各种形式传播。

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一个身影。工作后有一年，我和爸妈回农村老家，在马路边看到一个老人背着背篼，佝偻得很厉害，头几乎垂到了膝盖。他走得很慢，要走到镇上估计还得好长时间。爸妈说是邻村的老人，孩子在外面打工，他在家独自生活。本来已经走过去了，于心不忍，我又回去给了他一百块钱。这一次，爸妈倒是没有像往常一样说我“乱花钱”。

二十年前，入行是在央视新闻评论部，评论部的精神教父是陈虻，后来徐泓老师编了一本关于陈虻的书，书名叫《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书的封面上陈虻扛着他的儿子，现在我也做父亲了，在异国带着两个儿子。多伦多距离北京有一万公里，时差差了12个小时，是我这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没想到二十年后，我还能把当初陈虻教我的东西给用上。

2025年，两个孩子先后离开了加拿大，一个去了日本，一个回了中国，我这个“陪读爸爸”也失业了。

五十岁的人，再就业是很难的，我就想：要不灵活就业，搞搞自媒体好了。

这一晃，又是大半年。

前天和闾丘露薇、Helen聊了一个小时（她们做了一个播客叫“动龄茶”）。她们问我，现在做自媒体跟十几年前在媒体工作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非常之爽，比以前自由太多了，想做啥就做啥。我把入行前想做的题目都给捡起来了，比如农民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还有这些年凸显的电动车路权、槟榔泛滥、保健品违规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我二十多年前的想法又是对的：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事情够大不就行了吗？”

我做得非常开心。虽然有些议题很沉重，但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得像医生一样，有把自己抽离出来的能力。我也不会有无力感，事情成与不成，不关我事。这些事情对我而言都是选题，这么说可能显得有点凉薄，但管他的，做人开心最重要啦。

唯一的烦恼是挣钱不太顺利。就好像这些年媒体丧失原来的盈利模式之后，到现在也没有建立新的稳固的盈利模式，俺也一样。

我试过带货，我带了一次荔枝，卖了几十份，我的读者群只有几百人，带货也不能太勤，带狠了人就都跑了。我还带过书，但我看书太慢了，一两周才看完一本书，一个月才带两三本，相当不职业。

主要收入是广告，比如白酒和一些互联网平台产品，但有一搭没一搭，收入极不稳定。此处插播一个广告：本自媒体专业生产各类文章视频，工艺先进，质量可靠，规格齐全，交货及时，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函来电洽谈业务。

然后是读者打赏，前面说过一篇最高有九千多，但仅此一次，多数时候一篇只有几十、一两百块，这毕竟是读者真金白银的支持，我很感恩。

忆起十多年前给腾讯“大家”写稿，我拿过千字两千元的好稿奖励，一次就拿了上万元稿费。

俱往矣。

最后我总结：自由的代价就是以前稿费千字千元，现在千字只有一两百，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Helen说，这是她听过的关于自由的代价最直接的表述。

但不管怎么说，聊得很开心。

临别之际，我朗声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其实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祝我搞钱顺利就好。”

只要有钱，我就可以一直搞下去。

ps：本文首发“天使望故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