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84年2月，北京西郊一间病房里，护士推门进来，以为老人要问天气。
77岁的徐向前靠在床头，看着窗外残雪，低声吐出了四个字。
“二次长征。”
屋里几个探视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没人听懂这四个字的分量。那时候，关于“第二次长征”的事，在全军范围内知道的人不到三十个，在公开史料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徐向前晚年写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翻到其中一页，用铅笔把一行字圈了起来。他跟在身边整理口述的军史人员说了一句话，听得人后背发凉：
“要是张学良那一次没有把扣押行动做成，红军就不是等着被围剿，而是已经把枪擦好了、把路线算好了、把粮食备好了——要再进行一次长征。”
这不是虚构。这是一段处于即将实施状态的真实预案。
要搞明白这件事，得先把时间拨回1936年秋天。从红军会师之后那几天说起。
会师那天的锣鼓，底下是一口快见底的锅
1936年10月，甘肃会宁。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两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出发的那支队伍，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走了两年多，终于跟自己的兄弟部队抱在了一起。将士们互相拍肩，有人把仅剩的干粮塞给对方，有人抱着战友哭出声。
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看起来，苦日子到头了。
但各部队的供给部长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锣鼓敲完了，几万张嘴等着吃饭。
陕北那块地方，当地老辈人有个说法叫“苦瘠甲天下”。整个根据地二十几个县摊开，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拢共才四十来万。土碱大，风沙猛，好年景也打不出多少粮食。
红军一下子涌进来三大主力，加起来七万多人。
七万多张嘴，在一个连当地老百姓都吃不饱饭的地方。
林伯渠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读起来让人心里发堵：“战士面有菜色，棉衣十之八九已破，棉花外露，以草绳束腰御寒。”
张闻天给共产国际发的电报里，有一句话更直接，后人看了都觉得心酸：“不管是五万还是十万的援助都要快送来，你们每推迟一天，红军当中被冻死或者饿死的人就会多增加一个。”
这不是夸张。肖克向彭德怀报告，粮食仅够吃三天。彭德怀向中央请示，部队休整过冬至少需要两个月，总共需要30万元的经费。
30万，在当时是什么概念？红军全军上下，凑不出这个数。
而陕北这块地，根本养不起七万人。按每人每月45斤小米算，全军每月用粮需要315万斤。陕北全年的粮食产量摆在那里，连自己人都吃不饱。
毛泽东在给王明的电报里说得更明白：“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翻译成大白话：这地方待不住。
但粮食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比粮食更致命。
蒋介石的算盘：趁你立足未稳，一口吃掉
红军刚到陕北，屁股还没坐热，蒋介石的几十万中央军就跟过来了。
胡宗南的第一军，半德式装备，从湖南调头往北推进。关麟征、杜聿明、毛炳文各带部队朝着陕甘边境压过来。黄河渡口被封锁。
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督战。他的算盘很清楚：红军刚走完两万五千里，人困马乏，弹药奇缺，不少枪只有几发子弹。这个时候不打，等他们缓过劲来就来不及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被推到了“围剿”红军的最前线。虽然这两个人跟红军暗中有默契，不愿意真打，但蒋介石逼得紧。更要命的是，蒋介石已经动了换人的心思——如果张、杨“围剿”不力，他就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走，改由中央军亲自上手。
一旦几十万中央军全面接手，就那几万红军，在陕北那片巴掌大的地方，真扛不住。
中央原本有一个方案：打宁夏战役。红军集中兵力往北打，拿下宁夏，打通跟苏联的联系，拿到武器援助。苏联那边也答应给物资。
计划定下来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着部队先西渡黄河。10月24日深夜，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组织部队从靖远虎豹口强渡，突破了马步青的沿河防线。九军、五军和四方面军总部跟着过河，全军两万一千八百人。
可河东的情况急转直下。胡宗南推进太快，占了靖远、打拉池这些黄河渡口，把过河部队跟河东主力拦腰切断。宁夏通道被封死了，宁夏战役打不下去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11月3日，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来电：原定从外蒙古方向给的武器援助取消了，交货地点改到新疆哈密。
这封电报让陕北的窑洞里一片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