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他按正军级离休多年，却被降为正师级，想想都气愤！

1968年，舟山基地机关里，40岁上下的张逸民接过一份任职通知，名义上是副政委，实际主持基地政治工作。那时的他，已经是海军中较年轻的正军职干部，履历却不是从机关里熬出来的，而是一场场海战打出来的。

张逸民1946年7月入伍，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解放战争后期，他已经担任连队指导员。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后来带部队的方式：既熟悉基层，也懂得在复杂局面下作出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海军快艇学校学习，随后担任快艇艇长。快艇部队规模不大，任务却很重，海上行动讲究突然、迅速和协同，艇长往往要在极短时间内决定航向、火力和撤离路线。

1955年以后，张逸民开始参与海战指挥。按照相关材料记载，在大约10年时间里，他先后指挥过6次海战，取得击沉敌舰3艘、重伤1艘的战果。海面上没有多少可以反复考虑的时间，命令一旦下达，后果便由整个编队承担。

有一次，战斗结束后，有人问他：“是不是害怕过？”张逸民回答：“海战不能靠胆大，得靠准备。”这句话未必是正式史料中的原话，却符合快艇部队的作战特点。所谓海战英雄，背后并不只是个人勇敢，更包括训练、判断和全艇官兵的配合。

在这段经历中，他的职务不断变化，从艇长到大队参谋长、大队长，再到支队副参谋长、支队副政委和支队政委。军衔也由中尉升至上尉、大尉、少校。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后，他的军旅轨迹本来还可能继续向上，只是后来军衔制度被取消，个人军衔晋升也随之停止。

1967年，张逸民担任支队政委。次年，他调到舟山基地，先任副政委。值得一提的是，组织上原本考虑让他直接担任正职，但基地中有不少资历较深的老同志，他本人希望先从副职做起，熟悉情况，减少工作阻力。

事情很快出现变化。原任政委调离后，张逸民虽仍挂着副政委的名义，实际上已经主持基地工作。几个月后，他正式转任政委。一个40岁左右的干部，走到这样的岗位，在当时军队干部队伍中相当突出。

但这份上升势头没有持续太久。1966年以后，部队干部交流、复员和转业等工作受到影响，离退休制度也不够完善，干部结构逐渐出现积压。老干部留在岗位上，年轻干部缺少正常上升通道，张逸民这样的正军职干部，反而成了特殊年代中格外醒目的个案。

1971年以后，他经历了长时间的审查。关于这段经历，公开材料中的细节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比较清楚：他的正常待遇受到影响，生活也变得十分困难。1977年是最难熬的一年，此前每月还能领取30元生活费，到了这一年，生活费停发，军装也不再发放。

对于一个长期在部队工作的老干部来说，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收入减少，也意味着组织身份和个人生活秩序都被打乱。1979年，他解除审查，回到家中。那时许多事情尚未完全理顺，能回家并不等于待遇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1980年，组织批准恢复他的正军职待遇。这个决定让张逸民重新看到了明确的制度依据。按常理说，既然正军待遇已经恢复，今后的离休安置便应当以此为基础，至少不该在没有新处分的情况下突然降低。

偏偏变化发生在1987年。舟山基地司令员依据舰队授权，宣布了此前审查结论。审查结论一经明确，相关待遇也随之发生改变，张逸民原来按正军职享受的待遇，被改成了正师级待遇。

他对此难以理解，便询问原因：“1980年已经恢复正军待遇，为什么现在又改了？”来人没有给出清楚答复。问题就卡在这里：此前的恢复决定是否仍然有效，新的审查结论是否包含降职性质，离休命令中的待遇表述究竟依据什么，始终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

后来，他还托人查询有关处分材料。据了解，总政治部对他的处理并没有作出降职处分。也就是说，从材料层面看，似乎找不到把正军待遇改成正师待遇的直接依据，可离休命令中的括号却确实写着“正师待遇”。

类似情况在当时并非只有一例。丁盛以团职待遇安置地方，每月领取150元；冼恒汉、周赤萍以师职待遇安置，每月领取200元。张逸民最终也按正师级待遇安置，实际待遇与这一层级相对应。

问题并不只是每月少了多少，而是一个长期担任正军职、后来又被批准恢复正军待遇的干部，为什么在离休多年后，待遇还能被重新下调。若有明确的降职处分，事情尚可按程序解释；偏偏相关材料中没有看到这样的处分依据。

遗憾的是，张逸民曾经提出疑问，也设法查找文件，但这项待遇调整最终没有改变。他从海战中的快艇艇长走到舟山基地政委，经历过战功、晋升、审查和恢复待遇，到了晚年，却被一个括号里的级别重新界定了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