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最近出现明显变化。
过去争论多停在原则层面,支持者讲统一前景,反对者讲制度疑虑。
现在北京的座谈会开始把问题往制度设计和统一后的有效治理上推。
这一步比重复口号有分量,因为它碰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如果要争取和平统一,台湾社会关心的那些具体事情,总得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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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反复谈到港澳经验、台湾现实、开放性、创新性和有效治理。
照搬港澳模式,解决不了台湾问题。
台湾有自己的政党结构、社会组织、选举制度、产业体系和外部联系。
港澳能提供的,是哪些制度安排容易产生摩擦,哪些权责边界需要提前说明。
台湾方案要吸收经验,再按台湾自身条件重新设计。
“两制”台湾方案首先要处理“一国”原则边界与“两制”制度空间如何同时落地。
前者关系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后的基本政治秩序。
后者关系台湾社会原有制度可保留到什么程度,地方治理怎样运作。
任何一端含糊,都会增加统一后的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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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提出台湾方案要有主体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统一以后,财政如何衔接,司法与行政怎么协调,地方治理怎样保持连续。
企业和居民的财产权怎样获得稳定预期,两岸人员流动和公共服务如何对接。
这些问题迟早都会进入协商。
现在公开讨论还没有拿出定型的官方答案。
陈星明确表示,目前仍处于讨论、协商和集思广益阶段。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制度准备的内容明显增多了。
和平统一如果长期停留在“统一以后会更好”的宣示,很难消除台湾普通民众的疑虑。
一个上班族关心养老金和医保,一个企业主关心合同与税制。
公务人员会考虑身份和职业安排,普通家庭会考虑教育、住房、财产以及人员往来。
这些问题才是制度落到社会以后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
台湾方案既要研究统一以后怎么治理,也绕不开统一以前怎样协商。
国台办公开表示,方案会吸收两岸各界意见,讨论中存在分歧和争鸣属于正常情况。
要让方案逐渐具备社会接受基础,还要让台湾社会知道哪些事务存在协商空间。
台湾方案的吸引力,需要同时建立稳定边界和具体协商空间。
外部环境也出现了新讨论。
美国“国防优先基金会”提出一套“第二岛链战略”。
主张减少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高风险前沿部署,缩减台湾方向的军事承诺。
并把军事重心更多放到关岛、帕劳、马绍尔群岛等距离中国大陆更远的位置。
报告甚至提出逐步撤出冲绳的大批美军,降低吕宋岛方向的基础设施投入。
台湾社会长期存在一种安全预期,认为台海发生严重军事冲突以后,美国最终会直接介入。
现在美国战略界已有人公开讨论“不介入”、缩减承诺和向第二岛链调整部署。
至少表明美国是否愿意为台湾直接参战,始终属于需要计算成本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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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制”台湾方案现在需要提升的是制度可信度。
台湾普通民众最终看的还是几件具体事情:
承诺能不能进入稳定法律安排,日常生活能不能维持连续。
统一以后的利益和权利能否形成可以检验的保障。
缺少这些内容,制度研究很难转化成社会接受。
治理效果并不是统一完成以后才需要研究。
它会提前影响台湾社会对统一方案的判断。
如果方案能回答就业、财产、社会保障、地方治理这些现实问题,和平统一的讨论空间才可能扩大。
方案如果长期停留在宏观表述,外部力量和岛内政治势力就更容易利用信息差制造恐惧。
未来讨论越深入,争议可能越多,制度问题也会越来越细。
出现争论并不可怕。
决定“两制”台湾方案能推进到什么程度的,仍然是它能否把统一目标转换成一套台湾社会听得懂、看得见,也能长期运行的治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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