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胜选，就给每人发5000美元？中期选举将至，被明码标价的“民主”

“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赌注都押到民主上。”

这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广受赞誉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结尾，写下的一句充满忧虑的劝告。

这本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2013年，彼时，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卸任未久，正在接受其于2007年竞选期间涉嫌收受非法政治捐款的刑事调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任期，在此前一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和其他候选人一起，共烧掉了超过20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创下历史新高。

皮凯蒂的劝告诚实地指出了存在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控制”关系。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是资本控制了民主，而不是相反。

十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皮凯蒂所指出的财富上的不平等仍在继续扩张，而资本主义民主以更加赤裸的方式，不断为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明码标价。

就在今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时宣布：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成功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布5000美元的“红利”。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有美媒指出，美国目前有成年人约2.6亿，意味着特朗普许诺的这笔开支将高达1.3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了202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军费开支，在财政赤字高企的当下，特朗普根本没有兑现承诺的可能。

网民的抨击更为辛辣。有网民称：“我年纪够大，还记得当年我们美国人几乎一致认为买选票是个糟糕透顶的主意。”

还有网民表示：“他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多荒谬吗？‘因为我们国家一切进展顺利，所以我们要花钱收买你们，让你们把票投给我们。’”

从大财团与日俱增的政治捐款，到执政者公开以“红利”换选票，大量的事实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资本主义民主，从来都是有价格的。

在法国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朱莉娅·卡热的著作《民主的价格》中，她对10多个西方国家50多年的私人融资制度、政治献金法规和公共资助体系开展研究，用大量的实证数据、近70张统计图表直观展现各国对政治献金的规范和税制，解析基金会、媒体和游说集团，乃至慈善事业如何成为亿万富豪的政治投资通道。

朱莉娅·卡热

卡热指出，在金钱对民主的长期侵蚀下，选举沦为富人的游戏，西方民主从“一人一票”走向“一元一票”。富裕公民可以通过私人政治献金表达政治偏好、谋求私人利益，政府还用减税补助他们，可底层民众却得不到分毫公共补贴。换言之，穷人为富人的政治特权付费，劫贫济富。这套扭曲的游戏规则，正在持续消解公众对政治人物、现行制度乃至民主本身的信任基础，最终将整个西方社会推向了民粹主义失控的危险边缘。

值得一提的是，卡热本人正是皮凯蒂的妻子，也是其长期学术合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民主的价格》一书可以视作皮凯蒂研究工作的延续：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上，不平等如何在政治领域得到合理化，进而实现自我再生产？

《民主的价格》

[法]朱莉娅·卡热 著

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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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者为富有者的捐款买单

如果我们仅仅将选举视为一场“用金钱购买权力”的游戏，那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小看了它。富人和财团当然希望其支持的候选人最终当选，希望其真金白银的付出能换回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进而扩大自己的资本帝国。但卡热尖锐地指出：与最后的当选者是谁无关，单单是“竞选”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沦为了富人吸血穷人的通道。

洞察这一事实的关键入口，在于减税。

卡热列举了一组数据：2016年，法国对人口中最富有的10%这一群体的政治捐款给予2900万欧元的税收优惠。这比为较贫穷的50%的人口减税总额高出21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最富裕的0.01%群体减免的税额与这50%的较弱势群体获得的减税总额不相上下。

这笔差异性巨大的税收优惠具体到个人头上，或许更为直观。假设一个应税收入为10万欧元的人向某政党捐款6000欧元，实际支出仅为2040欧元，剩余的3960欧元由国家，即所有纳税人共同买单。而对应税收入低于9000欧元的学生、自由职业者或者退休人士而言，同样一笔捐款的实际支出则是6000欧元，一分不少。

换言之，在累进税制下，富人本来需要缴纳高额税款，这笔税款“理应”在国家的统一财政预算下用于面向全民的公共福利。这是税收作为二次分配手段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应有之义。然而，通过将财产以政治捐款名义资助给政党，富人的应税收入在名义上比其实际大幅缩减，也就意味着最终能用于公共福利的税款更少了。越是频繁的竞选活动与捐款行为，就越会削减普通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这部分被削减的资金，最终以各种合法的名义回流到政商联盟的口袋里。

与此同时，由于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捐款成本更高，他们就变得越来越不积极于向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和政党进行捐助。这意味着那些在政策方向上（特别是经济政策）偏左翼的政党处于先天的资金劣势，进而在选举中难以同其他政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无论是哪种选举制度，只要上述税收优惠存在，以中低收入者为核心支持者的政党就难有出头之日。对此，卡热痛心地认为：“这一情形将导致所有政治活动（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环境及其运作发生变化，并且扰乱甚至破坏长期保障最广泛的民意的代表性的边界。”

卡热指出，议会中议员身份构成的变化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民意代表性的萎缩。工人和一线劳动者出身的国会议员在美国已经接近绝迹，英国议会中工人和雇员出身的议员，50年代初超过35%，如今不足5%，法国2017年选出的国民议会里，私营部门雇员出身的议员只有14人，占比不到2.5%，而企业雇员占法国劳动人口的27.4%。

正常的选举无法体现民意，民意就会转向非正规形式的表达，最终走向民粹化。时至今日，极端政党已经愈发普遍地登上西方各国政坛的大雅之堂，对全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利用民粹主义情绪的政客，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事实上，用许诺发钱来争取选票这一手段，在上一轮中期选举期间就被用过了，其使用者正是特朗普的老对手，乔·拜登。2022年8月，面对高涨的CPI和选举压力，拜登宣布了一项减免学生贷款的政策，按照当时美国媒体测算，大约有4300万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将有资格获得一定程度的减免，其中2000万人的债务可能被完全免除。

这个“变相发钱”的承诺最终帮助民主党在当年的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了参议院，紧接着，美国联邦法官就裁定这项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违宪”——这笔钱，说不发就不发了。

拜登政府最终吞下了民粹情绪反噬的苦果。四年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调了个位置，而特朗普除了把拜登干过的事再抄一遍，似乎也别无他法。

但真正别无他法的，仍然是中下层的普通百姓。面对两个大同小异的政党，面对一群言而无信的政客，面对选举制度中愈演愈烈的结构性不平等，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拒绝投票而已。

意大利“千分之二制度”的得失

看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难道就没有人想要试图限制和扭转这种局面吗？

意大利自20世纪末以来对“公共资助制度”的态度变迁，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案例。卡热在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与分析。

早在1993年，意大利就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旨在终止对政党的公共资助。90.3%的意大利人投票同意结束公共资助制度，而且3/4以上的选民参加了这次投票。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每位捐赠者为该类公共资助制度支出得越少越好，但必须是在更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基础之上实施捐赠。

然而，意大利政府从未真正尊重这次公投的结果。到1997年，政府便又或多或少地重新开始实施各种公共资助政策。直到2014年的又一次投票，意大利才真正启动了对政党直接公共资助的终止进程。取而代之的，是一项间接公共资助制度，即国家根据公民表达的政治偏好及其收入，按比例向政党拨款。

具体而言，每位公民都可以将其所得税总额的2‰捐给心仪的政党，他们只需要在纳税申报单末尾的捐款选择表上填报即可。这项制度因此也被称为“千分之二制度”。（类似地，意大利分别在1985年和2005年出台了用以宗教资助的“千分之八制度”和用以科研、文化遗产保护及体育活动资助的“千分之五制度”，因此，对于这种将一部分所得税用于公共资助的做法本身，意大利纳税者是不陌生的。）

这是一种折中的策略。因为取消了对政党直接资助，对个人的税收优惠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甚至于，它提供了一种选民在选举周期外常态化表达自己政治偏好的路径。但另一方面，这项政策也固化了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在政治立场上潜在的不平等：选举日“一人一票”的“平等”，被纳税申报单上“一元一票”的“不平等”所取代，高收入者政治偏好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低收入者——据统计，在该制度下有近1/4的意大利人失去了通过纳税来“投票”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税额为零。

或许是出于上述原因，意大利民众对这一政策的响应并不积极。2015~2017年，平均每年只有2.7%的纳税人（略超过110 万人）选择了允许将其税款用于为所选政党提供资金。相比之下，选择为科研、文化遗产保护等事业捐助5‰税款的人，是前者的15倍以上，近乎所有纳税人的一半。

意大利人对政党政治的冷漠由此可见一斑，以至于催生出主张废除政党的民粹主义组织——五星运动。这一组织自我定位为“非党派”，宣称自己既非左翼也非右翼、既非党派也非工会。这一组织对意大利的现行政党制度进行了大量尖锐的批评，包括主张将议员的薪酬砍半，并宣布将其成员一半津贴捐给资助中小企业的融资管理机构，而不是将一部分交给自己的组织（这在欧洲国家政党非常常见）。这些主张对意大利选民如此具有号召力，以至于在2018的选举中，其一举以超30%的得票率跃升为议会第一大“党”。

五星运动创始人、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

然而，民粹化的理想在人性面前显得脆弱而苍白。尽管五星运动的成员每月都必须在网上公布自己将一半津贴转移至中小企业融资管理机构的转账单，但其中有些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只需要在截图转账单后即可取消转账。这种操作导致了随后的丑闻：基金管理机构收到的金额低于五星运动组织成员公布的转账总额。

卡热的构想：民主券与混合议会制度

民粹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民主的上述积弊。在《民主的价格》一书的最后，卡热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民主券。

这个构想的核心框架如下：彻底禁止私人和企业的政治献金，代之以每个公民在自己的应纳税金中指定7欧元，配置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运动。

这一设想看似简单，其实是在相当丰富的历史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其最初来自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开源软件法律问题的劳伦斯·莱西格教授，他受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布鲁斯·阿克曼和伊恩·艾瑞斯的《用美元投票》（Voting with Dollar，2004）一书启发，于2015年提出了民主券的实施方案，并在2017年美国西雅图市的选举中被正式采用。

西雅图公民在选举注册时，会自动收到4张面值25美元的民主券，可自由支付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选择接受民主券的候选人必须严格遵守竞选开支限额，并且不得在民主券之外获得单笔超过250美元的捐款。而即使是不使用民主券的候选人，也不得收取单笔超过500美元的捐款。

卡热的民主券设想吸收了西雅图市民主券的经验：公民在税单上做出选择，可以将每人均有的7欧元明确配置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运动。选民在年度报税时，意向明确地使用民主券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罢免公投，不必等4~5年才能在选举中表达政治态度，而是年度性地以每人平等的税金对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做出评价，这将有助于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展开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对话，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主要倾听金主们的意见。

可以看到，这一设想填平了“千分之二制度”中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使纳税人的政治意愿得以相对公平地表达。

在此基础上，卡热进一步提出要改革当前的代表制度。她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议会选举是每位选民按照自己居住的选区来投票的，理论上遵照一人一票的原则，但实际上某些社会阶层排除在候选人行列之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缺席，其诉求自然被当选者忽视。因此卡热认为，需要让他们直接进入议会，重获代表权。具体而言，要按照比例代表制选举出一部分议员（至少1/3），其候选人至少有一半（在参选时）是雇员、工人和临时工——与这些群体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相同。她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终结议会彻底把普通人排除在外的现状：

“为了使工人被倾听、被代表，需要引入这样一批议员，他们在进入议会之前是工人，离开议会后仍是工人。”

在盘踞着大量职业官僚与野心家的选举名单里，在金钱渗透进资本主义政治每一个毛孔的权力结构里，这注定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但也许，越是漫长的道路，越值得人们去奋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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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9.16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