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9月，沈阳以北的铁路线上，曾克林率部进入东北。此时的部队不过几千人，随后赶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联力量合在一起，也只有十多万人。面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点兵力远谈不上强大。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部队落脚之后。东北不是一块空白地带，那里有城市、铁路、矿山，也有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谁能把群众组织起来，谁才可能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
中共中央很快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干部和部队分赴各地，建立地方政权，清剿土匪，恢复交通，同时把农村工作摆到突出位置。部队不只是打仗，还要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土地和生计问题。
1946年以后，东北土地改革逐步展开。干部带着文件进村，丈量土地，清理地契，把无地少地农民组织起来。土地分配并非一蹴而就，期间也有偏差和反复，但它确实改变了大量农民对战争的看法。
过去，农民往往只知道谁来收粮、谁来征兵。土地分到手之后，战争便不再是遥远的军政冲突，而同自家田地、房屋和家人联系起来。有人在村口报名，有人把儿子送走，也有人赶着毛驴车，把粮食和被服送到部队。
有意思的是，东北部队扩充并非单纯追求人数。部队对新兵进行审查和体检，土匪、惯于吸食烟土者、伪满时期的恶性武装人员，以及身体状况不合格者，通常不能直接入伍。这个办法看似放慢了扩军速度，实际上提高了部队的稳定性。
东北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受过近代教育，城市工人、铁路职工、青年学生也不断加入。会识图、懂机械、能读写的人，在炮兵、工兵、通信和装甲部队中很快发挥作用。四野后来能够较熟练地使用重炮、坦克和铁路运输设备，与这种兵员结构有直接关系。
另一股重要力量，是被俘后经过教育改造的国民党军官兵。辽沈战役中，东北国民党军大批部队被歼灭或投降，其中许多士兵本来就是农民。他们在原部队中长期遭受克扣军饷、体罚和压榨，对原有军队缺少认同。
解放军对这批人员没有简单处理，而是通过诉苦、政策教育和诉说个人经历，使他们明白战争性质，再根据表现补入部队。有人问：“放下枪的人，也能重新拿枪吗？”得到的回答是：“愿意改造，就能成为解放战士。”这类做法并非人人立刻适应，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可靠战斗员。
民族地区的力量也不能忽略。延边朝鲜族青年参加部队较多，许多人熟悉山地环境，能够承担侦察、穿插和运输任务。蒙古族骑兵在辽西、松嫩平原一带担负警戒和追击，回民武装则在地方斗争和交通保护中发挥作用。四野的构成因此并不单一。
兵员增加只是一个方面，真正支撑百万大军的，是东北相对完整的工业和交通条件。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拥有铁路、机车、煤矿、兵工和被服生产基础。铁路工人修复机车，工厂赶制弹药和棉衣，矿工保证燃料供应，许多人白天生产，夜里还要抢修设备。
辽沈战役前，东北解放区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后勤体系。部队推进到哪里，铁路和公路就尽量跟到哪里；粮食、药品、炮弹和棉衣，则由地方政府统一筹集。锦州攻坚时，解放军能够集中大批火炮连续轰击，背后是工厂、铁路和仓库共同运转的结果。
民工支前同样关键。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跟随部队行动，许多村庄按户分摊粮食和车马。战场附近的群众修工事、抬伤员、送弹药，甚至拆下门板铺路。前方打一场硬仗，后方往往要承担数倍于战斗本身的组织工作。
罗荣桓在东北主持政治工作时，特别重视部队纪律和群众关系。部队扩编之后，仍要求尊重地方政权，执行群众纪律，不能把扩军变成扰民。正是这种约束，使新兵、解放战士和地方武装逐渐融入统一指挥体系。
到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主力已发展到数十万人；平津战役后，第四野战军及其所属部队规模继续扩大。1950年渡海作战前，相关部队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余万人。这个数字里，有老部队骨干，有东北农民，有城市工人和学生，也有少数民族战士与改编后的解放战士。
所以，四野的壮大不是某位将领凭空“变”出来的，也不是俘虏一批人便能解决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础，东北工业和铁路提供了物质条件，严格整训保证了军队质量，数千万群众则把粮食、车辆、棉衣和子弟送进了这场战争。百万大军的形成，正是在这些具体而琐碎的环节里，一步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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