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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苯教文献研究,正是亟须更多关注与支持的重要学问。苯教作为青藏高原的本土宗教,留存下来的苯教文献承载着高原先民对宇宙、自然与社会的独特认知,是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哲学、科技乃至古代医学的珍贵一手资料。
作为西藏原生宗教,苯教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数量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涵盖历史、哲学、天文、医学、艺术等领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鲜活见证。2014年6月,《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60册)作为国礼赠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同年8月,中央电视台《国礼档案》节目组赴甘肃拍摄出版过程,彰显了苯教文献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国家级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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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教《大藏经》是苯教经典文献的集大成者,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内容涵盖哲学、天文、地理、医学、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是研究藏族古代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它记载了苯教鼻祖辛绕弥沃的遗训以及历代苯教大师对经典的阐释疏解,由此构成了独立完整的藏族本土文化知识体系,也是中华统一多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苯教《大藏经》主要依靠手抄方式传承,现存最完整的版本是甘孜新龙地区保存的手抄本,具备极高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四川等地先后刊印了多个版本,使这份珍贵文献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苯教《大藏经》完整保存了佛教大规模传入西藏前的本土知识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丰富内涵。
苯教寺院珍藏的经典文献,是苯教知识体系的核心载体,经编纂整理后,呈现出成熟知识体系的完整样貌。这些文献主要包括10世纪后的《集经》、12世纪的《赛米经》、14世纪的《无垢光荣经》与《苯教源流弘扬明灯》等,内容覆盖苯教教义、仪轨、历史源流及高僧传记等,是研究苯教思想体系与宗教实践的核心依据。
寺院经典中包含大量“伏藏”文献——被埋藏于地下、塔中或岩壁内,后世由“掘藏师”重新发现的经典。芭·丹杰桑布于1324年完成的《苯教源流弘扬明灯》是目前已知最早系统记录苯教伏藏历史的史书,距今近700年。苯教伏藏按来源分为“北藏”“南藏”“中藏”“康藏”“新藏”五大类别。
寺院典藏与伏藏文献完整保存了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前的本土文化信息,其中诸多内容是其他文献未收录的一手资料,留存了苯教的教义体系与传承脉络,为厘清苯教发展历史、还原藏族本土文化发展过程,提供了连贯可靠的核心依据,是搭建苯教研究知识框架的核心支撑。
根据来源与形态,除苯教《大藏经》以外的文献还有四类,各有独特史料价值。
第一类是敦煌藏经洞古藏文苯教写卷。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数万件古代写本,包含大量古藏文文献。阿旺嘉措教授对法藏16篇和英藏6篇敦煌苯教文献进行分类归纳,指出吐蕃时期苯教徒的宗教功能包括打卦解惑、主持垛术治疗、招福及殡葬仪轨。敦煌文献为未经后世编修的原生文献,是研究吐蕃时期的社会信仰与知识体系不可替代的证据。
第二类是古塔出土文献。2006年,西藏措美县当许噶塘蚌巴奇古塔发现文献残卷,含三部苯教仪轨文献和一部医方文书。学者将其断代为9世纪末至12世纪间,是目前最早苯教古文献之一,衔接了敦煌文献与后期伏藏文献。甘肃华池县双塔遗址2000年出土了包括古藏文写本、西夏文书在内的140多件文物,2024年完成初步整理,古藏文与西夏文书共存现象为研究多民族交汇地带的文化流通提供了新证据。
第三类是甘青川民间藏家收藏的手抄本文献,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新发现。国内学者已在甘青川地区完成了大规模实地调查,先后推进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并正式出版了《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30册)、《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60册)、《古藏文苯教手抄珍本文献》(10册)、《舟曲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四辑100册)、《探寻象雄文明:阿里等地古藏文手抄本文献拾遗》(10册)等多部大型文献集。
第四类是寺院收藏的苯教散装文献。四类文献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苯教文献完整图景。
时间维度。苯教文献填补了吐蕃时期本土宗教史料的空白。现存藏文文献主体形成于13世纪后,噶塘文献和双塔文献年代介于两者之间,使研究者首次获得观察吐蕃崩溃后至佛教大规模复兴前文献传统的连续样本,可观察藏文书写体系从“古藏文”向“规范藏文”的演变轨迹。
地域维度。苯教文献拓展了古藏文文献的地理分布。从敦煌到当许,从双塔到安多藏区乡村牧区,古藏文文献广泛流传于青藏高原及其东缘广大区域。
内容维度。苯教文献保存了佛教正统文献之外的另一知识体系,涉及打卦占卜、垛术替身、招福禳灾、丧葬仪轨、古代医方、农牧生产仪式规范、人与自然相处禁忌等,属于苯教“九乘”体系中“四因乘”范畴,是嵌入日常生活的实用手册,有助于构建更完整的青藏高原古代社会图景。
叙事维度。苯教文献大量保存了吐蕃统一前“小邦时代”的历史记忆,包括小邦名称、城堡位置、世系传说、部落战争联盟、地名原始含义等,对研究先民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重整理、轻研究”。大量手抄本文献被影印出版,但解读、翻译、分析研究严重滞后,许多文本尚未识读,历史信息未被提取,学术价值未被发掘,造成“文献等研究”的尴尬状况。核心原因是人才严重缺乏。研究苯教文献需同时具备古藏文文献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门槛极高。研究者需掌握古藏文语法词汇,了解青藏高原历史地理、民间信仰、仪式实践,同时掌握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周期长、难度大,在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下难以吸引优秀青年人才。
此外还存在“三难”:一是文献获取难,民间抄本散布于甘青川乡村牧区,需开展大量田野调查;二是保存难,抄本年代久远,面临自然损毁风险;三是研究成果发表难,专门学术平台有限,社会认知度不高。苯教文献所载地方知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若得不到及时深入研究,其丰富历史信息将面临湮没风险。
苯教研究的学术史经历了从国外起步到国内主导、仍待深耕的发展过程: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者长期引领着国际苯教研究的方向。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逐步开展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中国学者逐渐掌握了该领域的话语权;一批相关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已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
但目前国内的整体研究力量仍然偏弱,专门研究者不多,且仅分散在少数机构,和成熟学科相比,在队伍规模、经费投入、成果产出上都有较大差距。
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冷门“绝学”发展和扶持政策推动下,苯教文献研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更多学者参与、更大力度政策支持及更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这一“绝学”将焕发新生。苯教文献的深入研究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术支撑,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独特贡献,为中华文明注入来自雪域高原的丰富内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个人专项“噶塘蚌巴奇苯教古文献汉译、注解和研究”(23VJXG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张云华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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