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荆州江陵城外，吕蒙军队换上白衣，沿长江悄然推进。关羽还在襄樊前线与曹军鏖战，后方的南郡太守糜芳、公安守将傅士仁，却先后打开了城门。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临阵退缩。荆州一失，关羽退路被截，蜀汉苦心经营多年的荆州防线随之崩塌。刘备集团从争夺天下的进攻态势，迅速转入守成，后来夷陵兵败、国力受损，都能追溯到这次剧烈转折。
糜芳的选择，尤其令人难以释怀。
当年刘备颠沛流离，兵少粮缺，糜芳的兄长糜竺曾拿出家产资助刘备，还把家中部曲交给他使用。糜氏兄弟不是后来才投靠的普通部将，而是刘备早期的重要支持者。刘备入蜀后，糜竺被任为安汉将军，礼遇极高；糜芳则出任南郡太守，镇守荆州重地。
问题在于，糜芳与关羽之间并不融洽。关羽性格刚烈，治军严厉，对糜芳、傅士仁没有多少客气。襄樊战役期间，二人负责供应军需，却没有按期完成任务。关羽得知后大怒，甚至放话回城后要追究责任。
一句重话，未必足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却可能暴露出军政系统内部早已存在的裂缝。吕蒙袭取荆州时，糜芳没有坚守南郡，也没有设法拖延，而是选择投降。南郡一开，荆州各处守军失去依托，关羽终于陷入孤立。
傅士仁的责任也不能轻描淡写。他镇守公安，本应与南郡互为犄角。吕蒙兵临城下后，他没有等待援军，反而先行归降。更严重的是，傅士仁随后劝说糜芳投降，使一处城池的动摇变成了连锁反应。
有意思的是，东吴并没有费多大力气攻城。真正击穿荆州的，不只是吕蒙的军事行动，还有蜀汉内部守将对主帅的不满、对处罚的恐惧，以及关键时刻缺乏死守到底的决心。
孟达则是另一种性质。
汉中之战后，刘封与孟达攻取上庸、房陵一带。这里地处汉中东部，山川险要，却远离成都，粮道和兵力补充都不容易。孟达与刘封共同镇守，彼此之间却矛盾不断。关羽兵败前曾向上庸求援，刘封、孟达没有出兵，理由是当地局势尚未稳固。
这个理由并非全无军事考虑，但关羽一旦失守，荆州与益州之间的战略联系便彻底断裂。孟达随后因担忧刘备追责，带着部众投奔曹魏。曹丕即位后重用孟达，任命他为新城太守。后来孟达又参与曹魏行动，帮助魏军夺取房陵、上庸、西城三郡。
刘封最终被刘备处死，时间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前后。刘封拒绝救援关羽，又与孟达关系恶化，确实难辞其咎；但孟达主动改换门庭，并把原本掌握的地盘交给曹魏，造成的破坏更直接。
如果说糜芳、傅士仁毁掉的是荆州，那么孟达动摇的，就是蜀汉在汉水上游的东部屏障。
到了景耀六年（263年），蜀汉的灭亡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此时出现的蒋舒与马邈，谈不上改变天下大势，却在关键关口加速了防线崩溃。
蒋舒原为武兴督，任内没有显著功绩，后来被免职，调往汉中协防。职务变化让他心怀不满。魏军伐蜀时，他与傅佥共同防守阳安关。魏将胡烈进攻关口，蒋舒却主动出关，随后投降魏军，并反过来引导胡烈攻打阳安关。
傅佥死战而亡，阳安关失守。这个关口一旦被突破，蜀军原本依靠的防御体系便出现缺口，姜维只能迅速退守剑阁。蒋舒没有凭一己之力灭亡蜀汉，却把魏军送进了更深处。
马邈的投降，则发生在江油。
邓艾偷渡阴平后，出人意料地穿越险峻山路，直逼蜀汉腹地。江油本是重要节点，城中有粮秣和军械，若能坚守，邓艾疲惫的部队就可能陷入困境。可魏军抵达后，马邈直接开城投降，为邓艾补充了物资，也让魏军获得继续南下的落脚点。
随后，邓艾在绵竹击败诸葛瞻，成都门户洞开。马邈没有造成荆州那样的战略断裂，却在蜀汉最需要争取时间的时候，放弃了城池和责任。
五个人中，傅士仁更像是被私怨推动的逃兵，蒋舒、马邈带有明显的失意与畏惧，孟达则是在利益和前途之间选择了另一条路。糜芳最特殊，他既受刘备集团长期厚待，又身居南郡太守这样的要职，熟悉蜀汉内部，也清楚荆州的重要性。
因此，若只问“最不能原谅谁”，糜芳恐怕很难绕开。关羽的严厉是矛盾的诱因，东吴的突袭是外部压力，但真正把南郡交出去的人，仍然是手握城防、粮道与兵权的糜芳。糜竺得知弟弟投降后羞惭成疾，一年多后去世，这个结局也记录下了糜氏家族与刘备集团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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