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锦杭：情感，是我写作疆场上的营垒

今年6月，郑锦杭的长篇小说《不虚此生》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这部作品首先刊发于《江南》杂志2026年第2期，经再度修改打磨后正式出版，并入选多个权威好书榜。

整部书的创作根源，来自一场二十三年无法释怀的遗憾。

二十三年前的春天，作家郑锦杭的母亲癌细胞扩散，身体日渐衰弱，终日被病痛折磨。母亲盼着女儿归来。郑锦杭答应要回去，却没能即刻动身，打算一周之后再返乡。

母亲终究没有等到这一面，陷入昏迷。

苍茫夜色里，郑锦杭坐上火车往家赶，等她赶到医院，母亲已经再也不能和她说话。自那以后，母女之间，再无只言片语。母亲走了。

多年以后，郑锦杭在文章里写道：“死亡就像一条江流，它坚决地不舍昼夜地流淌，它翻越岁月的山岭、沟壑、深渊，它在岁月中奔腾，迸击，咆哮，即使在它最平静的时候，你只要想起它，就会无助地流泪。它永不干涸，无边无际，没有颜色，没有形状，它造成的伤痛就像痼疾，永远都不能痊愈，它带走了我的母亲。”

郑锦杭说：“除了文学，我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用来思念她。”

《不虚此生》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是其文字自带影像“帧级”视觉质感，将电影蒙太奇手法转化为文学蒙太奇，是一种“从字到帧”的跨媒介艺术探索。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如同观看一部诗意长片。

《不虚此生》

郑锦杭 著

作家出版社

废书也是书

仓库就像是她童年的书库

所有的写作，都有一个源头。对郑锦杭来说，这个源头是她的母亲。

她上小学时，母亲开始经营一家生产爆竹的工厂，工厂有一个仓库，用来囤放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用拖拉机整车整车拉回来的废书。废书也是书，仓库就像是她童年的书库，永远丰足，取之不尽。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趴在没有灯、窗户也被封死的昏暗仓库的书堆上贪婪地找书。

《不虚此生》以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遽变为背景，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抉择与情感世界为主线，展现韩晚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通过梦境、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深入对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爱与救赎、逃离与回归的省思，礼赞不虚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

林大方是全书的灵魂人物，她一生游走在教书与写书、依恋故乡与奔赴远方的矛盾之中，一辈子都在出走与回望之间反复拉扯。很多读者能从她身上看到自己——一边不甘平庸、渴望突破，一边被亲情、故土、回忆束缚。

郑锦杭遗憾母亲没有看到故乡的变化：故乡泥泞的机耕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曾经的爆竹厂厂房无影无踪；晒谷场变成了停车场，造起了很多楼房。“我羡慕所有能够看着母亲老去的人，我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敢回到故乡，并且对故乡心灰意冷——不是因为故乡已经不像故乡，而是因为不像故乡的故乡已经没有我的母亲。”

《不虚此生》让她对母亲进行了一场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思念，让她对故乡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寻找与确认，让她对生命的源头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回溯。“它不是哀歌，它是礼赞。它原来只是埋藏在岁月的页岩中的微小的种子，但它撕开了时间的坚壁，生长出了芽叶、枝丫，并且绽放花瓣。”

在郑锦杭看来，人生并没有回头路，它就像离弦的箭矢，只能勇往直前，不免孤勇与凉薄。而那些让人进退维谷并且不得不频频回首的力量，常常会让人热泪盈眶，它们既是人生的羁绊，也是人生的锚点。如此，一个人无论到了多么远的地方、面对多么大的世界，也不至于完全脱轨、失重。“它不是矛盾，它是人性，人类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息了几百万年，但是人性的变化微乎其微，甚至没有变化，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不虚此生》塑造了挣脱束缚、持续奔赴远方的林大方形象，记录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突围。林大方最终以写作展现出自己的才华，不权宜、不依附、不妥协。当被问及林大方是否带有个人投射与理想时，郑锦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话：“所有的自传都是假的。”她表示，更多的作家都是其笔下人物的总和，同时每一个人物又是分散的作家其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虚虚实实，没有一个人物能够等同于作家。“主人公林大方或多或少都会是一部分分散的我，但那只是沧海一粟。”

得到救赎

才能彼此切实相爱

《不虚此生》写了许多种不同的爱。两情相悦的爱，克制的爱，没有说出口的爱，被祝福的爱，被净化的爱，被埋藏的爱，情深意长的爱，相濡以沫的爱，错误的爱，宽恕的爱，骨肉相连的爱，永恒的爱，超越的爱……

郑锦杭认为爱不是静止、一成不变的。爱会发生、发展、突变，又会辗转、迂回、追根溯源。她认为爱不能目光短浅，而是要数往知来。小说中那些不同形态的爱，包含着人的有限、欠缺与脆弱，遮掩了人的许多罪，也让人得到救赎。在郑锦杭看来，或许人类只有得到救赎，才能彼此切实相爱。

小说初稿完成于去年11月，其后修改的过程异常艰苦。郑锦杭说自己每天推进写作的强度与密度都“接近极限，不能他顾，确实废寝忘食，似乎连情绪也被消除。”

在这个最需要坚定信念的时刻，苏东坡给了她重要的精神补给。郑锦杭看过很多遍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认真练习过苏东坡的《寒食帖》和《赤壁赋》，会“像查字典一样”查看《苏轼词集》。她还到杭州蝴蝶剧院看了张亚洲主演的《苏东坡》，又到上海大剧院看了茅威涛主演的《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我最需要坚定信念的时候，苏东坡依旧给了我重要的精神滋养。”

《不虚此生》不只写了爱，更重要的是写了救赎。而这种救赎的领悟，也来自郑锦杭与普通人的相遇。

修改瓶颈期，她在钱塘江边散步，偶然听见公厕保洁员田国容用萨克斯吹奏《梦中的妈妈》，后来得知田国容年过花甲，从安徽老家到杭州务工，母亲离世时自己远在异乡且处境困顿，未能在病榻前尽孝、护送母亲最后一程，从而抱恨多年。两个年龄、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因为对母亲的思念这一人类相通的情感，在文学的世界里产生了共鸣。郑锦杭将田国容吹萨克斯的画面写进小说，塑造出红衣女人的形象。

在创作初期，郑锦杭认为“不虚此生”意味着热烈地爱过、活过、坚持过，如星火般燃烧过生命才是人生圆满。但在与田国容等人相识后，让她体认到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同样不虚此生。

写作时

看电影是最好的缓冲与镇定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信念，以及杜拉斯的文学自觉与自信，对郑锦杭的文学美学以及文学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塔可夫斯基的每一帧镜头都带有神性，杜拉斯的每一个文字都诉说人性，它们都像诗一样，高度地凝结了理性与感性。”

郑锦杭讲述自己在数年前第一次毫无准备地看了塔可夫斯基的《镜子》，看得极其茫然、无助甚至痛苦，从此对他的电影望而生畏。在写作《不虚此生》之初，她再度看了塔可夫斯基的《镜子》，意想不到地为它所包含的浓度所迷恋，尤其难以忘却片中的女人独自坐在屋前的木栅栏上凝视远方，等待参战的男人归来——那样的微风与麦浪，让她第一次意识到：“那不止是电影，而是诗。”

从那一刻起，她看了塔可夫斯基的全部电影，有的反复看了几遍，并且重读他的《雕刻时光》与《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在她看来，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是在用电影写诗。

杜拉斯同样是她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坐标。第一次读《情人》要追溯到很多年以前，她在当时就被杜拉斯的文字所包含的强度震慑并吸引。此后，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几度重读《情人》，但是不管读了多少次似乎都不能穷尽它的意味，“它就像一首诗，永远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郑锦杭说至今自己对于看电影的沉迷，不亚于看书，“被某一个导演的某一部电影吸引以后，就会想方设法地去看他所有的电影——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安东尼奥尼，贝拉·塔尔，费里尼，特吕弗，布列松，库布里克，戈达尔，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北野武，诺兰……无不如此。”

在写作的过程中，无论是疲倦的时候，还是难以为继的时候，看电影对她都是最好的缓冲与镇定，同时又是最及时也最强烈的情绪的补充、调动与激发。郑锦杭说自己在完成《不虚此生》期间有两部反复回看的电影，分别是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卢布廖夫》以及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两者的迥然不同甚至强烈反差，都隐含在了《不虚此生》之中，我相信不乏有读者可以从中辨认。”

像拍电影一样写作

但始终文字为先

谈及写作时，脑海中是先有画面还是先有文字，郑锦杭表示，“文字是抽象的，影像是具象的，在我看来，影像好似文字的表象。画面始终是冰山的一角，只有文字才是整座的冰山，我即使像拍电影一样写作，始终还是文字为先，画面在后，并没有蓄意构思镜头的意识。”

她认为自己的文字之所以更具有电影剪辑的质地，是因为既深受电影镜头语言的影响，同时还更多地吸收且顺应了汉语的原旨与美学。“汉语在传统上有赋、比、兴，赋为直陈其事，比为喻指与类比，兴为由物及心，不强调因果，更多抒情言志。它没有刻意为之，也并非出于某种策略，而是深刻的本能。”

郑锦杭认为，一部好的电影，一本好的书，真正能动人心弦的，并非是故事、人物、情节，包括与之相关的所有最逼真的细枝末节，而是交织在最深处的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情感。“我在写作的时候忠实于我的情感，在写作的疆场上我选择的营垒就是情感。”

无论来自哪种文化，无论什么取材，她认为好电影和好书都有责任提高受众的审美水平，有责任唤起受众真善美的情感回应。“看电影与看书固然不是只为让人去暗自饮泣，但是能够让人暗自饮泣的电影和书，都是因为它们有能力抵达人心最深处最敏感也最脆弱柔软的部分，那也是人性中最真善美的部分，在一切时间的白云苍狗之中，也只有这个部分才永远值得咏叹，永远值得为之挽歌，又为之礼赞。”

让郑锦杭用已经存在的电影来形容《不虚此生》的气质，她认为《不虚此生》的外在结构更近于《撒旦探戈》，精神内核则更近于《飞向太空》，两者兼而有之，也许可以更准确地形容《不虚此生》的气质。

如果《不虚此生》拍电影，郑锦杭说最希望李安导演来拍。她称赞李安的《卧虎藏龙》用武侠的外衣包裹普世的情感与东方哲学，用中国式优美的叙事传统传达侠义、情义以及不同的道义，每个角色都在礼教、责任与自我欲望的牢笼挣扎，水墨意境之下暗流涌动，甚而惊涛骇浪，实现了虚与实、抽象与具象以及东方美学与西方叙事逻辑的交织，重新定义了武侠电影的国际表达。而《不虚此生》的精神根基与哲学关怀也是中西体用之分的相济与超越。

AI时代

真情实感是新的奢侈品

完成《不虚此生》的过程，对郑锦杭来说，不仅是一部作品的诞生，更是一次精神的成年礼。“在完成《不虚此生》以前，我虽然已经走过漫长的人生路途，但好像一直都还没有长大，一直都生活在人生的神话与梦境之中。”郑锦杭说。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迫使她不断正视当代文明的总体状况、时代的趋向以及每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参与，“成熟思想，稳健态度。在完成《不虚此生》以后，我意识到我终于长大了，我学会了承担，从此告别了那个似乎很多很多年都没有长大的我。它是我迄今为止人生中最昂贵的代价，也是最宝贵的冠冕。”

谈及AI时代的写作，郑锦杭认为，人类早在学会钻木取火的远古时期，也曾畏惧迷人的火焰会毁灭人类。人类不断地为自己的创造所冲击，一直喜忧参半，但又一直乐此不疲，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创造史，生生不息。AI也只是人类进化史中的一种创造，不必大惊小怪，对于作家而言，AI也不会带来毁灭，而是会带来进化。“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在进化，导演也如此，作家与导演更应该警惕的不是AI，而是自己有没有随之进化。”

她用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时代的变迁。2006年，《穿普拉达的女王1》上映的时候，适逢全球经济繁荣，奢侈品大行其道，该电影被奉为时尚圣经。20年以后的今年春天，《穿普拉达的女王2》再度上映，此时全球经济整体下行，时尚行业近于美人迟暮，电影被讽为旧世界崩塌的挽歌。“它启示我们，曾经名牌的服装、名表、昂贵的手袋是人们心目中的奢侈品，而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新的奢侈品？尤其身在AI时代，我以为新的奢侈品唯有真情实感。”

在郑锦杭看来，只要更多地细想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过去了千千万万年，人性的变化微乎其微。AI穷尽所有的追求，也只是为了能够更近似于人类，但它与人类永远存在本质的差别。AI能迅速地生产文字，但是难以接近、更难以击穿包裹在血肉之躯之中的人性。“因此，尤其在真假莫辨的AI时代，情真意切地‘像写诗一样写书’与‘像拍电影一样写作’，定然不可替代，它甚至是人类抵御数字、算法、精确的科技暴行等等非物质性与抽象性的文明趋势，并且生生不息的通途之一。”

每当写完一本书，郑锦杭都感觉似乎创造了一个新的自己：“她突破了某种极限与疆界，她的视野与思想的容量在不断地扩大，她似乎越来越轻盈，但也越来越像一个庞然大物。我甚至越来越无法预测她将去向何处。这是写作让我最为迷恋之处。”

郑锦杭说：“人生在宏观上不能避免‘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的短暂与虚无，但在微观上仍然漫长、具体，也包含着永恒之处。我更希望《不虚此生》所能传达的是：倘若能够诗酒趁年华，并且无论到了什么年岁，都不失兴味，便不失为‘不虚此生’。”

内容来源：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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