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俘虏非要见解放军高级首领，见吴瑞林后才吐露：李克农是我上级

1947年10月16日，辽南解放区鸡冠山附近，巡逻战士发现一名身穿国民党少校军服的人。他满身泥土，神情疲惫，却没有逃跑，反而主动要求被送往更高一级的指挥机关。

这名“俘虏”一路被送到连部、营部，沿途始终只重复一句话：“我要见你们的首长。”战士们觉得蹊跷，却也不敢大意。很快，他被带到了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面前。

吴瑞林打量着他，问道：“现在可以说了吗？”

少校沉默片刻，答道：“我的代号是‘902’，李克农是我的上级。”

一句话，使审讯变成了核实身份。吴瑞林立即设法与李克农联系。电话接通后，这名国民党少校的真实身份才被确认：他叫赵炜，是长期潜伏在敌军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

赵炜1919年出生于河北文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为谋生辗转各地，后来到了广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亲眼见到日军侵略造成的灾难，便报考了桂系创办的军事学校，希望通过从军寻找报国之路。

那时的赵炜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刻苦学习射击、战术等课程，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军队任职，还曾获得象征荣誉的“中正剑”。然而，军队内部的派系倾轧和消极避战，很快让这个年轻军官感到失望。

他曾在国民党第十三军独立团任职，不愿长期留在缺少实战的预备部队，甚至一度擅自离开。后来，他常去朋友朱建国的办公室消磨时间。朱建国供职于绥靖系统，桌上堆放着许多查缴来的共产党书籍。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些被当作“禁书”的材料，改变了赵炜的思想。书中的社会理想和抗战主张，使他重新思考军人究竟为何而战。朱建国没有立即表明身份，只是在交往中观察、引导，确认赵炜并非一时冲动后，才向他说明自己是地下党员。

赵炜受到震动，也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46年，朱建国带他到北平，经地下党关系与王石坚接上了头。王石坚向他讲明，情报工作不只是传递消息，更意味着随时可能牺牲。

“被捕之后，不能做叛徒。”王石坚说完，撩起衣服让赵炜看身上的伤疤。

赵炜没有退缩。随后，他接受李克农领导，使用“902”这一代号，重新回到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任少校参谋。这个位置并不起眼，却能接触机密室、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态势标示。

1947年春，国民党军准备第四次进攻辽东。赵炜掌握了杜聿明调集部队的作战计划，并通过地下交通关系，将敌军部署送了出去。后来，他又建议设立秘密电台，由沈秉权、吕淑兰夫妇负责联络和发报，使情报能够更快传到解放区。

赵炜最危险的一次行动，发生在国民党军第十三军调动期间。他曾设法登上运输部队的列车，试图摸清出发时间和具体部署，但很快被军官发现，只能装作探望旧友，平静下车。

没有拿到新情报，他并未离开，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参谋权限，起草了一份调动命令，要求第十三军迅速赶赴指定地区，提前向兰山方向推进。按照杜聿明原定计划，几路部队本应相互配合、齐头并进，这份命令却打乱了原有节奏。

解放军早已在兰山一带配置兵力。第十三军部分部队提前深入后，遭到集中打击，第八十九师和第五十四师一六二团受到重创。杜聿明随后追查命令来源，但电文手续完整，签字环节也找不到明显破绽，只能在文件上留下“该参应予申斥”的批语。

赵炜并没有因此放松。1947年夏季攻势期间，他继续搜集东北国民党军的兵力变化、行动方向和作战计划，再由秘密电台转送。对地下情报人员来说，真正困难的不是一次成功，而是每一次成功之后仍要面对更严密的排查。

同年9月，沈阳地下情报联络点遭到破坏。赵炜前去接头时，发现约定的暗号出现异常，意识到沈秉权夫妇可能已经被捕。他随后奉命前往北平，却始终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手枪一直握在手中，甚至考虑过劫持飞机，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冲动。

回到沈阳后，他没有返回原住处，而是暂住未婚妻家中，并打电话试探司令部情况。参谋处问他为何多日不去上班，他回答：“生病了，在家休息。”对方却立即反问：“我去过你家，怎么没有人？”

赵炜听到这里，明白身份已经暴露。他挂断电话，迅速离开。为了摆脱搜捕，他穿过浑河，饿了挖花生充饥，渴了就喝溪水，连续数日向解放区方向赶路。

抵达鸡冠山附近时，他借国民党军官身份渡过太子河，随后体力耗尽，倒在树下休息，才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面对枪口，他没有急于解释，而是坚持要求见高级首长。直到吴瑞林出面，他才说出那句隐藏多年的身份说明。

此后，赵炜被安排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1981年离休后，他曾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宣传。那场审讯中，他从一名“国民党少校”变成了代号“902”的地下党员，也让一段长期隐蔽的东北情报战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