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

红军长征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重要事件，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世界最初是如何知道长征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长征的创作、编辑、出版和传播故事，而它们，早已成为长征历史的一部分。

一幕幕亲历见闻在他心中激荡

说到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人，就不能不提到陈云同志。

长征出发前夕，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被委任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红五军团承担着艰苦的殿后任务，战斗的残酷激烈程度比前卫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1935年6月，陈云奉命中途离开长征。原因是，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获悉，上海中央局被敌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陈云被派去上海恢复白区的党组织，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几经周折，他终于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又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让其赶往莫斯科。

从7月初到8月初，在上海的陈云暂时远离了枪林弹雨，但血战湘江的惨烈、翻越群山的艰辛、四渡赤水的运筹，一幕幕亲历见闻在他心中激荡。于是，他拿起笔，以“廉臣”的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记述红军部队从江西出发，历经千难万险的西行历程。书稿最后在莫斯科修改完成。这篇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珍贵文献约3万字，于1936年3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同年7月，单行本在莫斯科出版，成为首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

《随军西行见闻录》所写的长征自然是不完整的，而长征队伍中，向来不乏接续书写的记录者。

红一军团的《战士》报是长征路上连续出版的一份报纸。1935年12月30日，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刻，这张报纸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撰写的文章《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回顾这一年“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不死的身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仅仅两个月后，远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就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署名“杨定华”的两部作品《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接续讲述红军长征北上而后东征山西的过程。而“杨定华”的身份，直到70年后才被揭开，他就是长征的亲历者也是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邓发同志。

1937年，《随军西行见闻录》和《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合刊为《长征记》一书。这部合著的《长征记》应是完整翔实叙述长征历史的第一部图书，但遗憾的是，目前发现的只有该书俄文版，中文版尚未找到。

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如何驳斥国内外媒体上歪曲、污蔑、攻击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酝酿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个人日记，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把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和全世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到访，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1936年8月，毛泽东和杨尚昆给参加过长征的将士发去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开展集体性的历史写作活动。

不到3个月时间，征文活动就收到200多篇来稿。“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中、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作家丁玲生动记述了编辑《长征记》时的情景：“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伴随着征文活动的展开和《长征记》的编辑出版工作，“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万里长征”等说法广泛流传开来。

文稿经过编辑后，因红军东征，没有马上付印，直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以《红军长征记》为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铅印成书。书后还附有10首红军歌曲和4个统计表格，分别是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经过的民族区域情况和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是研究长征历史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上世纪50年代，《红军长征记》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先后以内部资料连载和公开出版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后来我们熟知的一些长征故事、长征书籍，很多都是以这本书为基础的。

是新闻报告，更是活历史

向世界报道长征的作品中，无疑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1937年10月出版英文版，1938年2月译作《西行漫记》的中文版在上海面世。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斯诺撰写的《长征》篇章就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美国《亚细亚》月刊，中文版则由汪衡翻译为《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文摘战时旬刊》连载，并于1938年1月出版单行本。

《长征》是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高级将领后写作的，后来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第五章。中国问题专家诺曼·威尔金森评价他“只用了25页的篇幅，便至为感人地描写了这一史诗般壮丽事件”。斯诺这样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同样被红军吸引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中国记者，他就是范长江。

内忧外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到底什么样？他们在西南和西北的情况究竟如何？1935年5月，揣着这些问题，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当时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考察西北，了解红军。”

接下来，就有了他历时10个月、长达3000公里的采访之行。在1935年至1937年间，范长江撰写了数十篇反映红军长征的新闻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未及一月，数千部就已售罄，短时间内印刷9次，发行10多万册。胡政之评价范长江这一系列作品：“虽是新闻报告性质，实际就是中华民国的几页活历史。”

长征的叙述传播史，其实是与长征同步发生发展的。这一次次书写，讲述了长征的原因、经过和意义，展示了红军将士的风貌，也传播了伟大长征精神。它们不仅吸引和感召着中国的革命者与爱国青年，也影响和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记者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一大批西方人士，由此踏上去往延安和抗日前线的道路。这些记录长征历史的作品跨越时空，帮助更多人读懂长征，读懂中国，也激励今天的我们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

原标题：《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