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6日,海牙法庭的镜头对准81岁的杜特尔特:被羁押18个月后,他明显消瘦,坐在席间一言未发。
五天前的马尼拉,他的女儿莎拉却站在法院外高喊马科斯“辞职、下台”。
一个在海外沉默受审,一个在国内公开反攻。
杜特尔特家族真的走到绝境,还是正在抓住马科斯最怕被碰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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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尔特瘦骨如柴
2026年9月16日,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直播镜头再次对准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81岁的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和白色衬衫,坐在法庭席位上。
与过去那个在讲台上言辞强硬、动作幅度很大的菲律宾总统相比,镜头中的他明显消瘦,脸颊凹陷,眉毛和头发已经花白。
庭审期间,杜特尔特没有发言。
这是杜特尔特被移送海牙约18个月后,第一次亲自公开出现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庭审现场。
检方、辩护律师以及相关法律代表轮流陈述,法庭讨论的重点并非立即判断其是否有罪,而是他的健康情况、认知能力以及能否正常参加即将开始的正式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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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杜特尔特的律师就称,他出现记忆力下降、认知能力衰退和平衡能力丧失等问题,曾多次跌倒,身体状况不足以支持长时间庭审。
辩方据此要求临时释放,认为他已不具备潜逃、干扰证人或影响案件的能力。
国际刑事法院没有接受这一理由。
法院安排医学专家对其进行检查,认为现有报告不足以证明必须将他释放。
2026年5月,法庭驳回临时释放申请,杜特尔特继续被羁押在海牙。
再往前看4月23日,国际刑事法院确认对杜特尔特的三项危害人类罪中的谋杀罪指控。
法院计划从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
法庭如何裁定,最终要由证据和法律程序决定。
但在菲律宾国内,这起案件早已不只是法律问题。
杜特尔特被捕,发生在杜特尔特家族与马科斯家族彻底决裂之后。
马科斯政府是否借助国际刑事法院打击政治对手,已经成为菲律宾权力斗争中无法回避的争议。
杜特尔特在海牙明显消瘦的画面,也给其支持者提供了新的政治动员素材。
而就在杜特尔特亲自出庭五天前,他的女儿、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已经在马尼拉发起了一轮更加直接的政治反击。
莎拉呼吁马科斯下台
2026年9月11日,莎拉前往奎松市地区法院,原计划就三项“严重威胁”指控接受提审。
她的律师团队提交暂缓提审动议,法官同意延期。
离开法院后,莎拉来到奎松市政府大楼附近,面对支持者将矛头直接指向总统马科斯。
莎拉没有再使用含糊的政治措辞,而是直接要求马科斯辞职、下台,并将其称为菲律宾当前的“麻烦”。
她还指责马科斯撒谎、滥用权力和纵容腐败,表示将继续推动其离开总统职位。
9月13日,马科斯回应称,莎拉目前“非常愤怒”,自己只是成为她发泄怒火的主要目标。
他没有正面回答莎拉提出的腐败和治理问题,反而用一句“无法强迫任何人爱你”轻描淡写地带过。
这样的回应看似轻松,实际上无法掩盖两大家族已经进入政治摊牌阶段。
2026年9月4日,奎松市地区法院签发逮捕令。
次日,莎拉前往法院并缴纳36万菲律宾比索保释金。
虽然她没有被长期羁押,但司法案件与弹劾程序同时推进,使她面临失去副总统职位乃至2028年参选资格的风险。
如果莎拉最终被弹劾定罪,参议院除罢免其副总统职务外,还可能禁止她再次担任公职。
对于已经公开宣布准备参加2028年总统大选的莎拉而言,这比普通刑事处罚更具政治杀伤力。
然而,马科斯虽然掌握行政资源,却没有因此彻底压倒莎拉。
2026年7月,Pulse Asia发布的2028年总统人选调查显示,莎拉获得49%的支持率,排名第二的前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为26%。
在杜特尔特家族的大本营棉兰老岛,莎拉的支持率达到87%;在维萨亚地区也有53%。
民调距离正式大选尚有近两年,不能直接预测最终结果,却足以解释马科斯阵营为什么急于阻止莎拉参选。
莎拉直击命门
菲律宾总统只能担任一届6年任期,马科斯本人不能在2028年竞选连任。
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找一名能够延续本家族影响力、保护卸任后政治安全的接班人。
原本被看好的马丁·罗穆亚尔德斯,是马科斯的表弟,也是前众议长。
他曾积极推动针对莎拉的弹劾程序,被视为马科斯阵营可能推出的2028年候选人。
但菲律宾防洪工程腐败丑闻持续发酵,罗穆亚尔德斯被指涉及金额高达74.4亿菲律宾比索的利益输送,并收到逮捕令,其政治前途受到重创。
这正是莎拉揪住的第一条命门:腐败与治理问题。
菲律宾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后,大量防洪工程被曝偷工减料,甚至只是存在于文件中的“幽灵项目”。
当民众面对洪水、物价和生活压力时,政府预算却被怀疑流入权贵和承包商手中,马科斯政府的治理信誉受到直接冲击。
莎拉要求马科斯辞职,刻意把家族遭遇与腐败问题结合起来。
她希望把自己从一名受到刑事指控的副总统,重新塑造成反对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政治领袖。
第二条命门,是马科斯缺乏可靠接班人。
如果莎拉保住参选资格,以目前民调看,她仍是2028年最有竞争力的人选。
一旦杜特尔特家族重新掌权,现政府成员是否会遭到调查乃至清算,将成为马科斯阵营无法忽视的风险。
因此,针对莎拉的刑事案件和弹劾程序,即便存在法律依据,也不可避免地带有2028年权力布局的色彩。
司法追责与政治算计可以同时存在,并非只能二选一。
第三条命门,是总统辞职后的宪政继任安排。
莎拉现在仍是菲律宾副总统。
如果马科斯在任期内辞职,依法应由副总统继任总统。
因此,当莎拉高喊“辞职、下台”时,她本人正是最直接的制度受益者。
这也是马科斯阵营批评莎拉要求总统辞职“服务个人利益”的依据。
莎拉越是要求马科斯下台,马科斯越要设法先解除她的副总统职位。
双方争夺的不只是2028年大选,还有未来不到两年内的继任顺序。
但马科斯面临一个难题:对杜特尔特家族打压越重,越可能帮助对方塑造“遭政治迫害”的形象。
菲律宾政治历来高度个人化,政党组织松散,选民对家族、地域和领袖形象的认同,往往超过对具体政策纲领的认同。
遭到司法追击的政治人物,有时反而能够获得同情,被支持者塑造成受到强权迫害的“殉道者”。
莎拉显然正在利用这种效应。
她没有因逮捕令降低声调,而是在法院外公开要求马科斯下台,把自己的刑事案件、父亲被押海牙以及家族遭遇全部归咎于现政府。
马科斯的处境则更加被动。
如果不推进案件,莎拉将继续以副总统身份积累力量;如果加速弹劾和刑事程序,又可能刺激杜特尔特基本盘反弹,让司法行动被视为阻挠最热门候选人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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