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了老人被索赔92万！终审判决：扶了≠撞了

一、一个善举，换来一纸92万元诉状

2025年6月17日中午，广东江门京东快递员李师傅正驾驶电动三轮车前往乡镇派件。途中，他余光瞥见身后十余米处的人行道上，一位老人不慎摔倒。李师傅当即停车上前查看，发现老人鼻部有已凝结的血迹，判断其确实受伤，坚持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救护车赶到前，他一直守在老人身旁。急救人员与家属到场后，他协助将老人送上救护车并随车陪同就医。在家属办理入院手续期间，他留在病床边照看。此后数日，他还持续跟进老人康复情况。

然而数月后，老人家属将李师傅作为肇事者诉至法院，索赔各项损失共计92万余元。家属主张其驾驶行为产生的气流、噪音、惊吓等“非接触因素”可能导致老人摔倒。

2026年9月17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师傅的驾驶行为与老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证据链为何成为胜负手

本案的核心争点在于：李师傅的驾驶行为与老人摔倒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院从三个维度给出了否定答案。

第一，物理痕迹。 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李师傅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无明显刮碰痕迹，无法证实车辆与老人发生过接触。这是最基础的客观证据。

第二，当事人自述。 在医院病房内，老人家属曾多次询问老人是否被快递三轮车撞伤，老人每次都明确否认；交警留存的询问笔录也显示，老人一方始终否认与三轮车发生过碰撞。索赔方的先前陈述已经否定了其后来的主张。

第三，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遵循“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当直接证据缺失时，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需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方可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家属主张“非接触性侵权”，但既无物理痕迹支撑，又与当事人自述矛盾，显然无法达到这一标准。

值得说明的是，“非接触”本身并不天然免责。在司法实践中，违法变道、强行抢行等行为迫使他人紧急避险并导致损害，即便没有物理接触，仍可能被认定承担责任。但这些案件中，原告均需证明被告存在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且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李师傅既未按喇叭，也无违规驾驶行为，家属的“气流、噪音、惊吓”主张缺乏可验证的量化依据，未能获得法院采信。

三、“扶了不等于撞了”：举证责任的归位

本案判决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表述是：“公民善举，不能作为推定侵权之依据。”

这句话切断了中国司法史上一度存在的“推定链条”。在“彭宇案”的阴影下，“你没撞为什么要扶”成为一种扭曲的归责逻辑——救助行为本身被视作心虚的证据，善意反倒成了需要自证清白的把柄。这种推定在证据法上是站不住脚的。

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告主张被告侵权，就应当证明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项要件。救助行为的存在，只说明李师傅采取了善意行动，不能反过来推导出他实施了侵权行为。换言之，救助是“加分项”，不是“嫌疑项”。

法院的这一裁判逻辑，与《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好人条款”的立法精神高度契合。该条款历经立法过程中的多次修改，最终删除了“重大过失”的例外规定，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彻底免除了救助者的后顾之忧。

四、好人条款能兜底，但行善成本仍需社会共担

李师傅是幸运的。京东快递在其被诉后提供了全程支持，站点、片区管理团队及公司法务专项团队全程介入，提供全方位法律援助。但并非所有善意救助者都有这样的后盾。

现实中更常见的图景是：被救助者家属将施救者诉至法院或闹上调解桌，即便最终法律还了清白，救助者也可能已在时间、精力和精神上付出了沉重代价。有统计显示，2004年以来149起扶人纠纷中，诬陷扶人者达84例，但讹诈处罚率基本为零。

这提示我们：司法判决可以守住“不担责”的底线，但要真正降低行善成本，还需要三个层面的共同发力——

立法端，深圳早在2013年就通过《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明确被救助人主张损害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提供证据，没有证据则承担不利后果；杭州也以地方立法规定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

执法端，若查明索赔方明知摔倒与救助者无关仍捏造事实索要财物，可依据刑法关于敲诈勒索的规定追究责任。问题不在法条缺失，而在于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其定性为“民事纠纷”，主动介入意愿不足。

用人单位端，李师傅的遭遇说明，企业在员工因履职相关的善举陷入诉讼时，及时提供法务支持，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必要举措。

五、善意无需自证清白，但需要制度持续护航

江门中院的终审判决，用证据规则和法律逻辑回答了一个被反复追问的社会之问：扶了，不等于撞了。善意本身不产生证明责任，救助行为不构成侵权推定。

这份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还了李师傅一个清白，更在于向公众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法律不会让善意成为负担。正如判决书所言，若因实施救助行为就反推其为肇事者，“将严重抑制社会公众的互助意愿，违背公序良俗”。

当然，我们也应当理性看到，单靠一份判决无法彻底消除“扶不扶”的顾虑。从司法惯例的提炼到地方立法的普及，从调解机制的完善到讹诈行为的反向追责，制度建设的路还很长。但至少，这条路上已经有了一个值得记住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