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隆重开幕。学者高志凯在面向全球政商学界代表的主旨演讲中,抛出一项极具张力的构想——面向台湾地区遴选优秀青年,经系统化军事素养与仪仗礼仪培训后,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制式礼服,与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战友并肩而立,在晨曦微光中同步完成每日升旗仪式。
话音未落,现场陷入短暂静默。数百双目光交汇于讲台,有人微微前倾身体,有人下意识摸了摸胸前的参会证,还有人悄悄举起手机对准投影幕布上的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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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仅持续数秒,随后舆论场瞬间沸腾。自9月15日当晚起,该片段在抖音单日播放量破亿,微博话题阅读量48小时内跃升至7.2亿,今日头条相关资讯总曝光量突破3.6亿次。评论区呈现两极分化的思想图谱:一方盛赞此举“以青春为针、以信仰为线,缝合历史裂痕”;另一方则直言“现实水位尚浅,理想浮标过高”,质疑跨海参训的实操路径与心理门槛。
我反复回放这段11分23秒的完整视频,逐帧观察高志凯的微表情、手势节奏与听众反应曲线。越细究越发现,这绝非即兴发挥的“金句式”发言——它像一枚精准投送的认知探针,刺入当代两岸关系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它触发的不是简单的赞成或反对,而是一种集体性的身份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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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事情本身说清楚
高志凯当日实际提出两项相互支撑的战略构想,并非单一建议。
第一项构想聚焦国家象征空间:面向台湾本岛常态化开展国旗护卫队员定向招募。他特别强调,台湾2300万人口中蕴藏着充沛的优质兵源潜力,“只要机制得当、标准透明、流程可感,必有大批怀抱赤子之心的青年跨越海峡而来”。其设想的实施路径清晰具象:依托数字政务平台搭建专属报名通道;初筛合格者赴澳门或新加坡完成体能测试与政治素养评估;终选通过者在福建漳州某综合训练基地接受为期180天的封闭式集训,结业考核达标即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正式编制。
第二项构想更具突破性——启动“星辰计划”,面向台湾青年开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拔通道,涵盖空间站驻留任务、月面科考舱段建设乃至未来火星探测预备梯队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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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指出,两项提议共同锚定同一战略坐标:以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国家事业为载体,夯实“两岸同属一中”的法理根基与情感认同,从根本上瓦解“两国论”的叙事土壤。
初闻此议,我本能反应是这位资深国际法学者“火力全开”。但查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航天员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后意识到,其内核并非颠覆性创设,而是对既有制度弹性的创造性激活。
事实上,台籍青年投身祖国国防与科技事业,从来不是历史空白页。1948年秋,台南师范学校毕业生陈文彬率37名同学秘密渡海,在山东解放区加入华东军区后勤部;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高雄中学学生林国华等12人组成“台湾青年先锋队”,随第三野战军攻入外滩海关大楼。
再溯至抗战烽火年代,延安抗大特设“台湾干部训练班”,1940年首批学员中,来自台北大稻埕的吴鸿麒以全科第一成绩结业,后成为晋察冀边区军工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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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志凯并非凭空绘制蓝图,而是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血脉经纬,重新编织进新时代国家发展主轴之中。
但必须正视代际认知鸿沟:今日台湾Z世代成长于去中国化教育框架与碎片化信息生态,其国家认同建构逻辑,与战乱年代“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存在本质差异。
这自然引向一个关键叩问:该构想究竟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图腾,还是具备现实生长力的战略支点?
多数讨论聚焦于第一项构想的技术障碍,却忽视了第二项构想所蕴含的深层动能——它不单是职业选择,更是价值坐标的重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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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升国旗更让人坐不住的,是上太空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承载着怎样的国家意象?这是新中国最具视觉穿透力的仪式化存在,每一步正步踏在青砖上的回响,都同步震动着十四亿人的精神共振频率。
倘若某日清晨,镜头扫过整齐列队的护卫方阵,一张来自台东县的成功中学面孔出现在第三排左起第七位,当他与战友同步扬臂展旗,朝阳镀亮五星红旗的瞬间,这种具象化的国家认同,远胜千篇政策白皮书的文本阐释。
而航天员构想的能量级更为深远。
为何如此?因国旗护卫队本质是身份赋予型岗位,体现的是组织接纳;航天员则是能力认证型角色,考验的是个体极限与科学素养的双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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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青年历经三年六轮筛选,从台北市立大学物理系实验室走进酒泉载人航天发射中心,最终身着“飞天”舱外服步入天和核心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宏大的国民教育:他的指纹录入航天员数据库的那一刻,他的视网膜扫描接入空间站生物识别系统的那一秒,都在无声宣告——你不仅是参与者,更是缔造者。
这种归属感的生成机制,早已超越宣传话语的灌输范畴。
梳理近年两岸青年交流数据可见,大陆持续构建多维支持网络:2026年深圳“海峡英才行动”释放实习岗2156个、全职岗2833个,华为、比亚迪、大疆等37家硬科技企业纳入合作名录;福州“闽台青年科创走廊”推出“零抵押创业贷”“算力普惠包”“揭榜挂帅金种子计划”,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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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其底层逻辑仍是“机会供给”——你来,我提供平台与资源。
高志凯构想则跃升至“身份共创”维度。他不提供就业岗位,而是创造一种新型国民身份标识——将个人生命轨迹与中国最前沿的国家工程深度绑定。
二者根本差异在于:前者解决生存需求,后者回应存在意义。当一个高雄少年在腾讯实习时,他感受到的是数字经济活力;当他作为中国第十七批航天员在文昌发射场参加誓师大会,他触摸到的是文明延续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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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直抵人心的战略纵深。
或有声音援引香港参军议题作类比:“港人入伍讨论二十余年,至今未破冰,台湾方案岂非空中楼阁?”
需厘清本质区别:香港议题属“权利义务落地”,受《基本法》第十九条及本地征兵体制缺失制约;台湾构想则是“国家战略引力”,本质是主动设置高价值入口,以顶尖职业荣誉感驱动自愿选择。
前者是制度缝隙的修补工程,后者是文明磁场的建构行动。磁场虽无形,却能重塑人才流向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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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嘴炮,为什么比官方文件更有杀伤力
或许有人质疑:论坛发言终究是思想火花,既无行政效力,亦无执行时限,何以引发如此规模的舆情共振?
恰恰因其“非官方性”成就了传播穿透力。对比近年发布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其严谨表述常伴随“符合条件”“按程序办理”“在试点基础上推广”等限定词,公众感知度天然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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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志凯的构想是强画面感叙事:一位屏东女孩站在天安门广场汉白玉基座前,指尖拂过旗杆金属纹路,晨光勾勒出她制服肩章上的五角星轮廓——这个影像三秒内即可完成记忆编码。
一位花莲少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控大厅,与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的队友击掌相庆,舱门关闭前他透过舷窗望见地球弧线——这个场景比百页政策汇编更具说服力。
这正是传播学的黄金法则:抽象政策需要翻译成具象生活,而最好的翻译就是可脑补的画面。
更值得玩味的是岗位选择的象征深意。国旗护卫队代表国家精神穹顶,航天员象征科技文明高峰——二者构成国家认同的垂直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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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刻意避开常规就业渠道,未提公务员考试、教师编制或国企招聘。因那些属于社会毛细血管,而他锚定的是国家肌体的主动脉——当你成为天安门升旗手,你的存在就是主权宣示;当你成为中国空间站飞行工程师,你的呼吸就是文明高度。
无需赘言“两岸一家亲”,你站立的姿态已是最有力的宣言。这正是构想最锋利之处:它不争论统一路径,而直接演示统一后的日常图景。
当某个构想被描述得足够真实、足够温暖、足够可触摸,它便在受众心智中埋下不可逆的种子。种子未必即时萌发,但它已悄然改变土壤的化学成分。
反观台湾当局,真正令其如芒在背的,从来不是舰机绕岛的战术动作,而是民心向背的静默转向。军事威慑可包装为“外部威胁”,经济压力能转嫁为“生存危机”,但当台湾青年开始自发搜索“航天员体检标准”“国旗护卫队选拔细则”,这套危机叙事体系便面临系统性坍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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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告诉一个向往星辰大海的少年:“别去太空,因为那边是敌人。”这种逻辑悖论,连最基础的说服力都丧失殆尽。
故而,高志凯的构想实为一次精妙的心理测温——它不测量政策温度,而探测人心深处的热力学临界点。毕竟历史拐点往往诞生于无数个“我想试试”的微小决定,而非宏大的战略宣言。
统一进程的终极较量,不在导弹射程之内,而在青年心之所向之间。
你交付一份合同,他可能签署十年;你托付一个梦想,他愿倾注一生。
高志凯提出的从来不是征兵方案,而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国民想象契约。而想象一旦具象化,便拥有了自我实现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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