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苟坝，毛主席提马灯夜访周恩来，拦住了一道军令

1935年3月10日深夜，贵州苟坝村前一条崎岖狭窄的小道上，一个身影提着一盏马灯，独自踩过泥泞的田埂。村里大部分人已经睡下了。这个42岁的中年人刚刚在会上被二十多人投了反对票，连职务都被表决掉了。但他还是走出了门。他要去找一个人，拦下一道命令。那道命令已经写好了，就等一个人签字。

要理解这个雨夜的分量，得先回到更早的地方。

在1934年10月这个时间，中央红军从江西这个地方出发，开启了长征这个行动。在出发的时候，人员数量有8万多人，在行进的过程中，人员数量变得越来越少。

第五次反“围剿”这个战斗被打垮了，不是被蒋介石这个人打败，而是被自己人打败了，也就是博古、李德所秉持的“左”倾路线把红军朝着死路的方向带领，采用堡垒对抗堡垒的方式，用自己的短处去攻击对方的长处，一直打到湘江边上，一场战斗就折损掉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在渡过湘江之后，队伍里面开始出现一种情绪状况。这种情绪不是对于敌人的不满情绪，而是对于领导层的不满情绪。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毛泽东所做出的判断开始被人们重新听取进去。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博古到了靠边的位置，张闻天接手并且负责总体的责任，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正式参与到军事决策的事情当中。

但是存在一个细节情况：毛泽东是“协助周恩来去负责军事方面的事情”，军事方面的最终做决定的权力还在集体的手中。每次进行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二十几个人坐下来进行讨论，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让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这一套机制，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一直没有真正地被理顺。而真正把问题引爆的，是打鼓新场那一封电报。

在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一道任命的指令：特别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担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担任前敌政委。这是毛泽东自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免去军事职务之后，第一次重新获得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这个时间并不长，刚好是一周的时间。

在3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到达了苟坝村这个地方。贵州的山区，三月的天气，田埂是湿滑的，村子的规模不大。就在进驻苟坝的第二天，前方送来了电报，是林彪和聂荣臻联合起来提出建议要进攻打鼓新场。

打鼓新场就是如今的贵州金沙县城，距离苟坝有五十公里的距离，是商业方面的重镇，物产是丰富的，驻守在那里的是黔军犹禹九部，战斗力是一般的。在很多人的眼中，这是一块容易对付的“软柿子”。

在3月10日，苟坝新房子这个地方，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了。二十多个人进入会场坐下来，整个会场的气氛是热烈的。红军长征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物资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上上下下的人都憋着一股气。刚刚打赢了第二次遵义战役，士气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正是急切想要打仗的时候。打鼓新场这个目标摆在大家的眼前，从早到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一个声音：应该打，能够打，先打了再说。

朱德所做出的判断是黔军容易打，前方聂荣臻所做出的判断也是“可以打”。

接着，毛泽东说话了。他不认可这种看法。

他所进行的分析是像一条线连贯下来的：红军在12日才能够到达打鼓新场，而滇军鲁道源旅到那个时候也已经赶到并且和黔军会合了；川军在侧翼进行集结，周浑元纵队在西面进行封堵。打鼓新场的四周，敌军的总兵力超过了一百个团，正在形成分进合击的态势。而红军整个军队不过三万余人。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红军的作战原则到底是什么呢？他在会议上反复地强调，不能去打处于固守状态的敌人，不能“啃坚硬的敌人”，要在运动的过程中去消灭敌人。

打鼓新场这个地方本身存在着城墙并且存在着碉堡，黔军这支部队虽然战斗能力属于一般水平，但依据城池来进行防守那可就是另外一种状况了。一旦长时间进攻却不能攻克，周围的滇军、川军、中央军同时进行合围，那么这就不是打了败仗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整个军队覆灭这样严重的问题了。

然而，没有一个人把这些话听进心里去。

在会场这个地方弥漫着一种带有集体性质的情绪，这种情绪包括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渴望作战的心理、物资处于极度缺乏状况所催生出来的急迫感觉、刚刚打了胜仗之后所产生的膨胀的信心，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压过了冷静的对于战术方面的分析。

毛泽东甚至于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这个职务为方式来依据道理进行力争，结果不但没有能够争取到支持，会议还通过表决的方式，免去了他刚刚就任还不到七天时间的前敌政委这个职务。

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获得了通过。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做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相关命令，在11日早上进行下达。

周恩来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在深夜的时候写好了作战命令，刚刚准备进行休息。

然后他听到了有人敲门发出的声音。

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了这里。从苟坝那个地方到周恩来居住的地方，大概有三里左右的距离。毛泽东全身都湿透了，裤腿上面全部都是泥。他并不是来进行争论的，他是来对一个人进行说服工作的。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这本著作当中回忆了这个场景，他说：“别的人一致通过了要进行攻打……但是毛主席回去之后仔细想了想，还是觉得不放心，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半夜的时候提着马灯又到我住的地方来，让我把命令暂时晚一些进行发布，还是再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意见。”

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这可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好吧，等一段时间再看看”。在当时的决策制度体系之下，周恩来手中掌握着军事方面的最后决定权力，那道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就等着他签字之后进行下发。

他做出的暂缓发布命令的决定，就相当于把已经通过的集体决议按下了暂停的按钮。这在组织程序这个方面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但周恩来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在当天夜里，周恩来又把朱德叫了过来。三个人聚集到一起，重新对战场的形势状况进行了一次推演。毛泽东把白天在会上说过的那些话，对着这两个人又完整地讲述了一遍。他说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是每个字都好像砸在了地图上面。

在天亮之前，那份即将进行签发的作战命令，被搁置了下来。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军委二局那几天一直都在对敌方电台进行侦听工作。就在下达暂缓命令之后不久，截获到的情报陆续被破译出来了，国民党滇军、川军、黔军的行动情况证实了，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在打鼓新场布置下了一个口袋阵。各路敌军正在朝着打鼓新场这个方向进行集结，如果红军按照原来的计划发起进攻的话，将会一头扎进五个纵队形成的合围之中。

3月11日一大早，会议继续召开。周恩来把新截获到的情报摆到了桌子上面。这一次，没有一个人再坚持要进行进攻了。会议做出决定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但是苟坝会议所具有的意义远远不只是这些方面。

这次出现的风波暴露了一个具有根本性的体制方面的问题，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当中，依靠二十多个人开会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来指挥军事行动，效率是非常低的，所存在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苟坝会议之前，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决策，但最终拍板权在集体手里。苟坝事件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改变。

3月12日，张闻天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个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新“三人团”与长征前夕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旧“三人团”有本质区别。旧“三人团”中，博古总负责，军事设计与计划权归李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与调度，实际决策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而新“三人团”中，毛泽东虽不是名义上的“团长”，但他的军事判断已经成为决策的核心依据。

苟坝会议因此被称为遵义会议的续篇。遵义会议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苟坝会议解决了军事指挥体制问题-。两者合在一起，才真正完成了红军领导层的重构。

从苟坝开始，红军的军事指挥从“民主表决”转向了“三人全权指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获得了更充分的发挥空间。此后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正是建立在这个体制基础之上的。

周恩来晚年回忆苟坝那一夜时，语气沉重。他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在苟坝红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感慨。三万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了五个月，鞋底磨穿了，子弹快打完了，药品几乎断绝。

如果苟坝那一仗真的打出去，被十倍于己的敌军合围，这支已经虚弱到极点的队伍很可能就是中国革命最后的余烬。

那个雨夜，毛泽东刚刚被免了职，被二十个人投了反对票，按规矩他完全可以不管了。但他提着马灯走了三里泥路，敲开了周恩来的门。而周恩来听完之后，没有说“已经表决了，不能改”，而是说“命令先不发”。这两个人的选择，一个不计个人得失，一个不固守程序教条，共同在悬崖边上拉住了三万红军的命运。

苟坝的那盏马灯，后来被陈列在红军马灯馆里-。它照亮的那个雨夜，改变的不只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