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莱恩把话挑明，欧盟将不惜一切手段，阻止中国赚这么多钱

随后她明确表态，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推动中欧贸易重新平衡。

第二天，更有消息传出，欧盟希望中国主动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把相关市场份额压到15%左右。

冯德莱恩当然没有直接说“不许中国赚这么多钱”，但欧洲眼下的动作已经说明，事情正在变味。以前争的是关税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现在连中国汽车能卖多少、在哪里生产，都开始进入谈判桌。

欧洲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真正发生变化的，恐怕远不只是一笔贸易逆差。

2024年，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车完成反补贴调查，随后征收额外反补贴税。叠加原有10%的进口关税后，部分车型的总税率最高超过45%。

当时欧洲的思路很清楚：中国纯电动车进来得越来越多，价格又很有竞争力，那就先用贸易工具把成本抬起来。

结果，两年过去，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纯电动车被重点盯上以后，中国车企没有坐在原地等。混合动力汽车开始迅速增加。

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17日报道，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混动车，从2024年10月大约3800辆增长到了2026年7月约5万辆，增幅超过十倍。

原因并不复杂：纯电动车面对额外反补贴税，而混动车主要仍适用10%的普通汽车进口关税，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政策落差。

欧洲发现了一件有些尴尬的事：它堵住了一个入口，中国企业却很快换了一条路。

如果只是某一款中国汽车卖得便宜，加点关税或许能改变市场。可现在欧洲面对的不是一款车，而是一套能够不断调整产品路线的产业体系。

纯电受限，就加大插混和混动；整车出口成本上升，就去欧洲建厂；未来如果本地零部件比例成为门槛，还可以进一步把供应链向欧洲转移。政策动一步，企业跟着变一步。

所以“15%”这个数字才格外值得注意。据路透社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方面希望中国自愿把混动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限制在大约15%，目前这一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目前仍属于谈判消息，并不是欧盟已经正式公布实施的政策。

但信号已经很明显。以前欧盟关心的是：中国汽车卖什么价格？有没有补贴？应该加多少税？现在问题正在进一步变成：中国汽车到底能占多少市场？

价格竞争和数量控制，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只是加税，企业只要还能承受成本，照样可以卖。可一旦开始讨论市场份额，政策关注的就不再只是某辆车有没有“不公平竞争”，而是整个产业进入欧洲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看到“限制中国汽车市场份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新鲜。其实一点也不新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汽车开始大举进入欧洲市场时，欧洲车企面对的场景和今天有不少相似之处。日本汽车省油、质量稳定，再赶上石油危机以后消费者越来越看重经济性，销量一路增加。

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随后先后通过不同形式，对日本汽车出口进行数量约束，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自愿出口限制”。

但把日本汽车限制住以后，欧洲汽车工业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世界银行1988年的一项研究专门分析过英国、法国和德国针对日本汽车的限制措施，研究发现，配额让法国市场汽车价格出现上涨，法国消费者为此多承担了不小成本，而由此保住的就业岗位却非常有限。

更有意思的是，日本车少了，法国消费者并不一定转头购买法国汽车。市场需求不会因为一道行政命令消失。

日本进口受到约束以后，意大利和德国汽车填补了一部分空间。换句话说，欧洲费了很大劲挡住一个竞争者，市场份额却未必回到自己最想保护的企业手里。

日本企业随后还做了另一件事：既然整车出口越来越麻烦，那就直接把工厂搬到欧洲。从日产到丰田，日本汽车企业陆续扩大欧洲本地化生产。

原本的“日本汽车进口欧洲”，慢慢变成了“日本企业在欧洲制造汽车”。竞争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

今天中国汽车企业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比亚迪在匈牙利的首个欧洲乘用车工厂已经进入生产初期，公司还在考察西班牙、法国等地的生产设施。

零跑、奇瑞、东风、吉利等中国企业，也在通过合作、利用现有工厂或推进本地生产等不同方式加强欧洲布局。

欧洲希望通过贸易壁垒减少“中国制造”，结果却可能推动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欧洲制造”。商品原产地变了，但竞争者并没有离开。

不过必须说明，今天不能简单照抄上世纪80年代那套做法。

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11条明确规定，成员不得寻求、采取或维持自愿出口限制、有序市场安排以及类似措施。即便中欧真的围绕数量进行谈判，最终法律安排也必须考虑现行世贸规则。

理解这一点，就能看明白冯德莱恩为什么反复强调贸易“重新平衡”。

表面看，欧洲最刺眼的是贸易逆差。但欧方在炒作货物贸易逆差时，却刻意回避了一个事实：欧盟在服务贸易上对华长期保持顺差。

2025年，中国对欧服务贸易逆差达483亿美元，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第一大来源地，占比超过四成。仅知识产权使用费一项，中国每年就要向欧盟支付上百亿美元。

更何况，中欧贸易中很大一部分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贸易顺差的利润大头最终回流欧洲总部。就拿中国制造、销往欧洲的宝马电动汽车来说，海关统计里它算中国出口，可利润大头却归了欧洲企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26年3月提出《工业加速器法案》，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扩大“欧盟制造”要求。

根据该法案草案，对部分来自非欧盟经济体、投资额达到1亿欧元以上的战略项目，欧盟提出了就业、本地内容、技术和知识转移等条件，符合条件的项目至少应保证50%的员工为欧盟劳动力。

在电动汽车的公共采购中，草案更要求除电池外的车辆部件，其欧盟原产出厂价占比须至少达到70%。

这已经把欧洲真正的算盘摆得很清楚了。不是简单一句“你别来了”，而是：你要来，可以，但最好把工厂一起带来。

从欧洲自身利益看，这套逻辑其实非常现实。欧盟拥有一个巨大的高收入消费市场，市场本身就是谈判筹码。既然中国企业希望长期在这里卖汽车、电池和新能源产品，欧洲当然会尝试用市场准入交换本地投资。

所以欧洲今天真正争夺的，已经不是一辆中国汽车售价3万欧元还是3.2万欧元，而是这3万欧元背后，到底有多少环节发生在欧洲。

电池在哪里生产？汽车在哪里组装？工人在哪里招聘？零部件从谁那里采购？技术和研发是不是留下？税收最终落在哪里？这才是未来中欧产业博弈最值得看的部分。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此前明确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外交部发言人也指出，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发展机遇，损害欧洲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中国在产供应链中的竞争力，是长期技术积累和充分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欧洲企业选择中国产品，是基于市场判断。

如果欧方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正常经营选择，只会继续推高欧洲企业生产成本和消费者负担，削弱欧洲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效率。

对中国企业来说，贸易壁垒不断提高，会增加出口成本，却也会逼着企业更快完成国际化。以前做的是“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下一阶段考验的可能是“全球生产、全球经营”。

如果中国车企能够真正进入欧洲生产体系，那么它们面对的身份也会发生变化。

一辆在匈牙利生产、由欧洲员工组装、使用部分欧洲零部件的中国品牌汽车，到底还应不应该被简单看成“中国进口汽车”？到那个时候，贸易政策会越来越难做成一道简单的国界线。

这也是欧盟现在最矛盾的地方。

它希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又希望继续享受中国企业带来的成本和投资；它希望保住欧洲汽车产业，同时又要依靠竞争推动本土企业完成新能源转型；它想让中国企业少向欧洲出口，却又希望中国企业把钱和工厂投到欧洲。

四十年前限制日本汽车之后，日本企业没有消失，而是进欧洲建厂。今天中国企业显然也在走相似的路。

这场较量最后拼的，恐怕并不是谁的贸易壁垒更高，而是谁能更快适应新的规则。如果欧洲企业利用争取来的几年，把成本降下来，把新能源汽车产品做起来，把能源和投资环境改善，那么这些政策确实可能成为缓冲带。

可如果内部问题没有解决，结果可能只是中国企业换一种方式继续进入欧洲。

到那个时候，欧洲也许会发现，真正难限制的从来不是几万辆进口汽车，而是一套已经具备成本、技术、规模和全球化能力的产业体系。冯德莱恩现在把牌摆在桌面上，意味着中欧经贸关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后争的不会只有“卖不卖”，更会争“在哪里生产”“谁提供零部件”“谁拿就业”“谁留下利润”。

而当中国车企开始买欧洲工厂、雇欧洲工人、进入欧洲供应链以后，欧洲接下来面对的那个问题，可能比15%的混动车份额更难回答：如果有一天，中国品牌越来越多的汽车本身就是在欧洲生产的，那么欧洲究竟是在限制中国汽车，还是在重新塑造自己的汽车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