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国家军队宣布,在反政府武装攻势下,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已经结束。
阿萨德本人离开大马士革前往俄罗斯,复兴党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宣告终结。那一刻,大马士革街头有人燃放烟花,不少人相信一个漫长的时代终于翻篇了。
接管大马士革的是长期盘踞在伊德利卜的沙姆解放组织,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
2025年初,叙利亚过渡政府宣布沙拉担任过渡阶段总统,一个由前武装组织领导人执掌的过渡政府开始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
然而还不到两年,叙利亚街头又冒起了黑烟。2026年9月,叙过渡政府宣布将柴油价格一次性上调40%,汽油和天然气价格同步提高。消息传出后,阿勒颇、伊德利卜、哈马、德拉、拉卡、代尔祖尔和哈塞克等多个省份相继爆发抗议。
威者焚烧轮胎、封锁主要公路,甚至阻拦原油运输车辆通行。这是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叙利亚出现的范围最广的一轮经济抗议活动,其诉求并非教派或政治议题,而是直接指向生活成本的急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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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叙利亚家庭来说,柴油涨价40%绝不仅仅意味着开车多花钱。卡车运输要涨,农机作业要涨,商品进城的物流成本要涨,依赖燃油的备用发电成本同样要涨。
这些费用最终会一层一层传导到食品、交通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
叙利亚市场每天需要大量原油和石油产品,而国内产量远远不能满足自身需求,柴油和汽油长期依赖进口。能源价格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迅速击中这个国家最脆弱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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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解释称,此次涨价是暂时性措施,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产品价格走高以及巴尼亚斯炼油厂进入大修期导致国内炼油能力暂时下降。
巴尼亚斯炼油厂是叙利亚最大的炼油厂,自2026年7月起停产检修,预计还将持续约两个月。
而俄罗斯多座炼油设施遭遇无人机袭击,成品油供应趋紧,叙利亚自身又高度依赖进口,多重压力恰好撞在了同一个时间窗口。
从2026年2月到9月,叙利亚95号汽油价格累计上涨约86%,柴油价格则已经翻倍有余,而同期国际原油涨幅明显低于叙利亚国内燃料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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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把这场风波仅仅理解为一次油价调整引发的偶然事件,显然低估了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5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叙利亚贫困率已从战前的33%飙升至90%,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1%升至66%,国家累计经济损失估计达8000亿美元。
报告还指出,叙利亚已经失去了约40年的人类发展成果,即便在乐观情景下,恢复到2010年的人均GDP水平也需要至少55年。
这意味着沙拉领导的过渡政府接手的根本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而是一张十几年的战争账单。经济结构的问题远比政权更迭更难以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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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摧毁了工厂、电网、道路、住房、医院和学校,大量人口外流,投资消失,政府财政能力持续萎缩。
新政府面临的困局在于:一边是大量贫困人口无力承受高价能源,另一边是财政根本没有足够空间长期维持巨额补贴。
继续补贴,政府财政吃不消;取消补贴,普通家庭吃不消。这种两难并非过渡政府独有的困境,而是任何一个从长期战乱中走出来的国家都难以绕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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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并非没有积极信号。世界银行等机构认为,随着制裁部分放松、贸易联系恢复和电力供应改善,叙利亚经济出现初步复苏迹象,通胀较此前明显回落。
2026年2月,过渡政府重新控制了关键油气产区,其在全国石油产量中的份额大幅提升。
但这些宏观数据的好转,与普通家庭每天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差。一座工厂重建需要几年,一套电力系统恢复需要数十亿美元,但普通人每天都必须买面包、坐车、交电费。
于是就形成了最危险的时间差:国家说,经济正在恢复;老百姓说,可为什么今天的油又贵了?只要这种时间差持续存在,过渡政府面临的压力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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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关注的是,叙利亚在经济上对外部能源供应的依赖并未因政权更迭而消失。
俄罗斯目前已成为叙利亚最主要的原油供应国,据路透社报道,2026年上半年对叙石油出口增加约75%,达到每天约6万桶。
政治上,叙利亚新政府正在积极与西方和海湾国家接触,试图重塑外交格局;经济上,它却不得不继续依赖过去最重要盟友提供的能源。
这种政治转向与经济依赖之间的错位,恰恰说明国家关系的调整远比政权更替更加复杂。
谁手里有石油,谁拥有稳定的运输体系,谁就自然拥有谈判筹码。对于叙利亚这种能源供应本来就脆弱的国家,更是如此。
回到那个最具戏剧性的问题:叙利亚人真的开始怀念阿萨德了吗?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叙利亚社会对燃油价格和生活成本的不满明显上升,并且已经形成了跨地区的大范围经济抗议。
但“对过渡政府失望”和“重新支持阿萨德”,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人在生活困难的时候,确实会怀念过去某些具体的东西——有人怀念以前更便宜的柴油,有人怀念相对稳定的工资,有人怀念熟悉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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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种情绪并不能自动推导出一个政治结论,尤其考虑到阿萨德时期的战争、镇压和经济崩溃在叙利亚不同社会群体中留下了截然不同的记忆,把两千多万人的态度压缩成一句“叙利亚人开始怀念阿萨德”,显然过于简单。
真正发生变化的,其实是比较的标准。2024年底,很多人拿沙拉和阿萨德比较,只要新政府能够结束旧时代,人们就愿意给它机会。
可是两年过去以后,这场比较正在逐渐失效。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问“新政府是不是比阿萨德好”,而是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今天是不是比去年过得好?这才是任何新政权真正艰难的一关。推翻旧秩序所带来的政治支持,总会慢慢消耗殆尽。
最终,一个政府必须依靠就业、物价、能源、安全和公共服务来重新证明自己。
从这个角度说,叙利亚街头今天出现的黑烟,未必意味着阿萨德正在重新获得什么政治支持。它更像是在提醒沙拉领导的过渡政府:阿萨德留下的政治时代已经结束了,但阿萨德时代留下的经济遗产还远远没有结束。
十多年的战争给叙利亚留下了一个并不浪漫的答案,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普通人生活质量的,从来不只是总统办公室里坐着谁,还要看这个国家有没有稳定的能源供应,有没有能够正常运转的工厂和电网,有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和持续的投资。
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可以让这些东西慢慢恢复的和平环境。
中方一贯主张,叙利亚问题应坚持政治解决,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呼吁解除对叙利亚的非法单边制裁,向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些立场背后,是对战乱国家重建规律的基本判断:外部施压和制裁往往只会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政治解决才是唯一出路。
阿萨德已经走了,沙拉还在面对他的考卷。至于一些叙利亚人如今偶尔回头看过去,他们怀念的究竟是阿萨德本人,还是那个记忆中至少某些生活成本更低、更熟悉、更可预期的昨天,恐怕还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一个国家被战争摧毁可以很快,可想把它重新建起来,远比推翻任何一个人困难得多。
叙利亚的教训也提醒外界,政权更迭不等于国家重建完成,街头欢呼之后,真正漫长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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