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屋里屋外很快围满了人。有人喊“妈妈”，有人喊“奶奶”，还有人叫她“老大姐”。称呼不一样，语气却一样亲近。曾志望着人群，眼眶渐渐湿润，朝着一位中年男子喊道：“来发，我们又见面了！”
这句话，等了整整59年。
1928年11月7日，井冈山大井。曾志生下一个男婴时，蔡协民正在外执行任务，产房里的条件十分简陋，粮食也极为紧缺。曾志产后身体虚弱，迟迟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
照料她的是当地农妇赖凤娥。她自己刚刚失去孩子，家中大嫂又有乳汁，便主动提出把这个婴儿抱回去抚养。曾志没有犹豫太久。她清楚，自己属于战斗队伍，随时要转移，带着婴儿行军，母子都难以保全。
“你真能把他带大吗？”
“就是讨饭，也要把他养成人。”
赖凤娥这句话说得朴素，却让曾志久久不能平静。她明白，这不是普通的托付，而是把亲生骨肉交给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可在那个年代，革命者常常只能在最艰难的选择中作决定。
孩子出生第26天，曾志给他取名“来发”。这个名字并非图个人富贵，而是寄托着对革命前途的盼望：希望孩子将来生活在一个不再受苦的社会里。名字很普通，背后的分量却不轻。
蔡协民回来后，曾志把孩子已经送人的事告诉了他。本以为丈夫会遗憾，蔡协民却表示相信妻子的判断。两人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别里，新的任务已经摆在面前，井冈山也即将迎来更紧张的局势。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方向转移。曾志原本在医院工作，后来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参加随军行动，负责妇女工作和群众宣传。她与蔡协民甚至来不及再看孩子一眼，便踏上了行军路。
这次分别，谁也没有想到会如此漫长。
转战途中，蔡协民曾在战斗中因疲劳和饥饿昏倒。曾志把他半背半拖带到宿营地，又设法找来禾草安置丈夫，用自己的伙食费买来糍粑，在火堆旁烤软后一口口喂给他。等蔡协民恢复一些体力，二人又重新投入工作。
他们后来在闽西、厦门、福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环境越危险，夫妻之间越需要彼此照应。敌人搜查频繁，住处不断变换，蔡协民负责组织工作，曾志协助传递消息、掩护同志，两人经常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维持地下工作的运转。
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是没有家庭牵挂。后来，夫妇二人又曾将出生不久的孩子托付给别人抚养。对他们而言，亲情从未消失，只是被战争压在了任务之后。这样的选择，谈不上轻松，更不能用几句豪言壮语一笔带过。
1932年，蔡协民在福建组织武装活动。一次战斗失利后，他受到错误批评，甚至被扣上不实的帽子，组织关系一度中断。那段日子里，他生活困顿，曾在市郊打石、修路维持生计，却没有因此放弃革命工作。
曾志无法替丈夫消除困境，只能从精神上支持他。她劝蔡协民用劳动证明自己，也继续联系群众。1933年，蔡协民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得知中央准备调他前往苏区工作。
遗憾的是，1934年春，他在前往中央苏区途中因交通员叛变被捕。同年7月，蔡协民在漳州遇害。曾志得到消息时，夫妻已经天人永隔，而他们共同留下的，不仅是未竟的事业，还有分散在各地、等待寻找的孩子。
此后几十年，曾志一直惦记井冈山的来发。赖凤娥后来家境破败，曾与母亲石根妹靠乞讨生活，却坚持把这个红军后代抚养成人。来发没有在亲生母亲身边长大，但井冈山乡亲用最艰苦的方式替她守住了这份血脉。
1987年，曾志终于回到井冈山。汽车停在来发居住的房屋前，她面对的已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一位有了自己家庭和生活经历的中年人。几十年的空白，不可能靠几句话填满，但相认本身，已经是一次迟到的团聚。
来发走到母亲面前，曾志紧紧握住他的手。周围乡亲没有催促，也没有打断，只让这对母子在熟悉又陌生的目光中，一点点确认彼此。那声“我们又见面了”，既是母亲对儿子的呼唤，也是井冈山替他们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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