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恨的曾剃头

在某个时代以来，被捧成清末中兴名臣的曾国藩被一些媒体和学术界说成了半个圣人，好像从王阳明开始的理学家就属他了。事实上他从始到终都是那个“曾剃头”。

他这个可怕外号确实不是编的，而是有真凭实据。曾剃头外号源于长沙，甚至早于太平天国战场。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人。是人称晚清第一名臣、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他在文化领域上，是程朱理学的狂热粉丝，并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设所谓的“审案局”，绕过《大清律例》的正常司法程序“就地正法”，自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据其本人奏报，四个月内立决104人，杖毙2人，监毙31人，另有批令各县就地处死及串子会案九十二人等。这个在很多资料当中也许有个别出入，但是一般来说是这样记录的。

同年抢米事件中，他不顾百姓请愿，将廖仁和等十三人斩首示众。“杀人如剃头”之名由此传开了。他自己在奏折里也写过。是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把他自己说得还挺崇高的。自己定位是乱世用重典。

中国的老百姓特别老实，特别好说话，如果上街抢大米的话，大家想想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压迫和难以生存才能到这个程度，所以说豁出去命都不要了，而且不是随便抢别的东西，也不是抢钱，就是抢一口吃的，说明是什么呢？是到了极限了。他首先就是杀人，而不是去安抚这个事情。

他屠城与杀降有明确记载。1858年九江，李续宾部杀守将林启容及守军约1.7万。1861年安庆，“大索三日”，李榕记“杀毙……实有四万余人”，赵烈文记，降者亦戮死。

1864年，天京，曾国藩奏报“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

而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写破城后“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当时一些外国记录，发现了这个清朝军队的格外残忍。他对屠杀的态度是明确的，说“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克城以多杀为妥”。

不过网上流传说的半个圣人这个帽子也是后面人造的，确实是一种过去的营销号的说法，就是那种过去民间小报的说法，比如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因为当时起来的革命党是为了反满，他们就有一些说法，章太炎等人骂他是民贼，陈天华等等就说他是光知道帮助满族人杀同胞，意思说他是汉族人的叛徒。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民报》就是这样骂他的，因为那个时候照片非常少，就把他的画像做成了一种丑化的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应该看到一个问题，其实镇压太平天国，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起义的镇压，并不是单纯说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镇压。意思也就是说，是那些大部分汉族的官僚地主阶级和少部分满族血统的统治者捆绑在一起，共同镇压各种各样民族的贫苦的起义者，后来的人就看得清楚多了。也就是说并不是你的民族成分决定了你是享福的还是受罪的，如果你是穷旗人，你也是一样的受罪的那种阶层。比如所谓的那种“老米”早就供应不上了，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自己弄点私活，因为官府规定旗人不许随便经商或者是从事其他的一些劳动。所以说这是个阶级问题，要记住还是个阶级问题！

操练湘军时，他想去找乡绅摊派收钱，但是收上来的也不多，所以他就开始卖文凭，也就是卖“监生”，也卖一些官职。但是那些阔人卖官鬻爵的钱从哪来的呢？就是从吃不上大米去抢的可怜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

1930年代之后，国民党要搞儒家正统性，蒋光头和他夫人一起，办新生活运动。这个就是浮在表面上，没有教育所有的大众，因为没有那个条件，就只不过是在城市的一些有钱的阶级实行了。还编《曾胡治兵语录》，学界改称曾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

其实这就是说明蒋家王朝是和买办资本阶级以及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他从根底上就是会喜欢这样的腐儒一样的封建官僚。

1940年代左右，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连载，定性是“汉奸、刽子手”，主导史学几十年。

1990年代后，很多商业出版把他包装成成功学大师，他的破烂儿“家书”变管理教材，重新印刷了很多版，当成励志的书……

屠城那段被大量淡化，他变成了一个你在机场或者是一些畅销书的柜台躲不开的营销符号，那张阴损的老脸一直都在封面上，很多搞成功学营销的企业家，书架上都会有这么一套，还有那些误人子弟的国学班会把三字经弟子规和这套破玩意儿放在一起让人看，这是一套非常僵化虚伪的东西。

理性认识的话，他是一个在内战中系统性使用恐怖手段、并留下自我辩护文字的传统士大夫官僚，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启动者之一，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推动幼童留美等工作。

这两件事可以同时为真，互不抵消。但是但是但是，曾剃头还是曾剃头。

1870年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曾国藩的处理是，不追究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认定教堂“迷拐人口”查无实据，判斩首中国人20人、流放25人，赔银49万两，并派大臣崇厚赴法道歉。

结果直隶士绅哗然，北京湖广会馆把他的匾额砸了，长沙乡试生员在会馆门前悬“出卖湖湘”的对联，京师传抄《讨曾檄文》，他自己也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这是实打实的“卖国”指控，不是后世发明的。后来过了一年多，风评被害的曾剃头就翘了辫子。

他军事上对外力的依赖也是结构性的。

他自己早年反对“借洋兵”。

但安庆之后实际走向是湘淮军大量装备洋枪洋炮、雇外国教习、用常胜军（戈登部）协同作战，并有海关税收（赫德体系）成为军费支柱。

也就是说，镇压这场内战的财政技术链条，已经嵌进了列强控制的中国财政体系里。这不是“引敌入境”，但确实是“以主权让渡换内战胜利”。这个的话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他搞湘军私有化这一条，长期危害常被低估了。兵为将有、饷自筹、将自选，朝廷默认为既成事实。

这套东西传给李鸿章的淮军，再传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民国军阀割据的组织基因就在这里。

要说对国家的危害，军阀混战六十年、死伤以千万计，追根溯源，湘军是一个明确的起点！在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搞得国家特别乱的时候，就是他这一套的遗毒，各种各样的大帅督军层出不穷，老百姓非常倒霉。

一个非常关键的，太平天国治下江南的人口与经济毁灭，他有直接责任！

苏南浙北是中国最富庶的财赋与人才区，是从宋朝之后用了几百年积攒起来的底子。当时俗称太平天国叫作“长毛”，闹完了“长毛”之后，那一片地区至少几十年经济凋敝。

战前战后人口落差极大，具体数字学界仍有争议，从锐减数千万到统计口径问题都有争论。但是毁灭这部分生产力，并没能换来任何制度更新。

他办的是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属于器物层面，政治结构一寸没动，不用夸大他。

他和其他的一些让人很痛恨的历史人物还不一样，他一边屠城一边杀人，一边写着勤俭谦恕，一边看着理学的书。一边告诉自己的子弟要耕读，一边写"克城以多杀为妥"，一边给弟弟写信说"吾辈当以仁恕存心"。

一边在长沙就地正法一百多人，一边在奏折里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

注意这句话的姿态！他知道自己在杀人，但他把"敢于承担杀人之名"当作一种道德勇气来展示。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还把自己说得很崇高呢。

在太平天国战场，他的态度是，杀戮就是基本决策。↓

所以死的人就更多了……

「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致曾国荃）

「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借仁义之名。」（致曾国荃，天京将下前后）

这两条是核心。

这些话说明的不是“失控”，而是决策。纵兵劫掠还可以推给湘军的饷制，要命的是，士兵靠掳掠自筹军饷，军纪可想而知……

但「不可以多杀为悔」没有这个借口。它是对杀戮上限的主动取消。

这就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成了修身的一部分。

这种人的恶，比纯粹的恶更让人恶心，因为它污染了"修身"这个词本身。所以笔者从小到大都很讨厌这个人，并且反对周围的人看他的破烂家书，认为一文不值，他是反人民的，我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很多人在捧高他说他修身齐家治国，其实他和某个光头一样烂，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意思是写那种给人看的日记和家书，从第一天开始他就知道他的家书是给人看的。

《曾文正公家书》十卷，光绪五年，1879年由湖南传忠书局刻印，主持编校的是门生李鸿章等人。

也就是说，编选班子是他自己的政治班底，时间是死后七年，目的是给一个刚拿到“文正”谥号的人定调。

刚才说了，在近30多年的时间内，他的风评一下变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983—1994之间，锺叔河把新编《曾国藩全集》推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唐浩明在岳麓书社主持整理，1985年《家书》卷先出。

这一步是严肃的学术工程，本身还没问题。

1990—1992之间，唐浩明历史小说《曾国藩》，就是《血祭》，《野焚》，《黑雨》三部曲出版，累计发行逾百万套。一句屁话“从政要读曾国藩”开始流传。文学形象先于史料进入大众脑子了。 1990年代末以后，有讨厌的南怀瑾等文化名人背书，加上民营企业家和官场文化、职场成功学的巨大需求，家书被解读成管理实操指南。然后那套腐朽的东西又回来了。 日记有公版书属性，版权过期，出版门槛几乎为零，版本泛滥，封面越做越像励志书，简介里直接写“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古今第一完人”。最近两年还出了漫画版、有声版、少儿版。

大家可以看看，有些话是分了阅读对象的。

日课（自用性质）↓

《日记》道光二十二年起立课程十二条，「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家训（预设读者）↓

《家书》咸丰六年致澄弟——「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同篇是「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 奏牍、批札、权力现场↓

这一类才是他要处理真实世界的地方。两套文本之间不是矛盾，是分工。

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是将近200年以后的现代青少年正常生活作息和好好学习这些事情还需要看这种破人的破家书吗，根本没有必要用他来指导自己。

所以回到一开始，为什么近几十年有这么一条很明显的文化界的脉络，就是把这个老东西又重新捧起来了呢？

大家可以知道，在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就有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浮雕，也就是说这些人民起来革命，为了建立一个幸福和平的新的中国，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间，用了好几代人的努力，这其中太平天国是有功劳的。虽然他们用着宗教的一些元素作为外衣，然后又在统治上并没有特别先进的地方，但是他们至少敢起来反抗。但是这曾剃头，他是一个屠杀者，城破之后杀十几万人，但是他在奏折上面说这些都属于“贼”，就是那种反叛的乱臣贼子的意思，但是这其中都有很多不是在作战当中牺牲的人，如果说他是杀太平军，在作战当中双方互有胜负被杀死，这个也就算了，但是这其中有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平民，根据记载，男性7岁以上就不留活口的，事实上比这个还要残忍。就比如说在江西也是一样，他纵容部队下面的人杀良冒功，甚至是“借老乡头颅一用”……所以后来几十年，江西省为什么一直都挺穷困的，也有这个因素。

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着的所有不同时期英雄人民斗争的浮雕，这个是我们的根本所在。

过去曾经有一些人总是用毛主席对曾国藩的那句评价来为他背书。其实他说这句话是有一定的语言环境的前提，就是说放在这个太平天国的战场上，对他的战术而言，不是对立场而言。而且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在毛主席的青少年阶段还没有接触到马列思想的时候，确实是对他故乡的这种名人可能是有一些好感，这个是很自然的。等到后来就发现了这些局限性。所以评价就不是这样的了。

那么像曾剃头这样的名声，曾经他是屠杀太平天国的，是为剥削阶级为虎作伥。把他捧起来说他励志，说他成功，甚至要让青少年学习他著作的那些人，其实内心深处，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镌刻的这些历史，就是为封建王朝和剥削阶级招魂，是居心不良，是妄图动摇国本。所以他们只是把曾剃头捧出来当成一个代表，没有他也有其他的人。其实他们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懂的都懂了。所以我们看古人的话，一定不要盲目拔高他，没有必要把这种封建官僚刽子手奉为圭臬，如果有人这么告诉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想他是不是传销和卖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