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8月，南京国防会议上，地图铺满长桌，日军的进攻方向一再被标注。国民政府急需各地部队驰援，地方实力派也面临选择：是把兵力交给全国抗战，还是守住自己的地盘？多数人最终动员部队出川、出滇、出晋，唯独西康的刘文辉与新疆的盛世才，始终没有真正把主力投入正面战场。
这里所说的“没有出兵”，并不是说两人完全没有任何抗日表示，而是指他们没有像刘湘、龙云、李宗仁等人那样，率领成建制的主力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这个说法，更多是对两人抗战态度和实际行动的概括。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中央能够完全号令各地的国家。蒋介石虽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西北、西南等地仍由地方军政人物掌握。抗战爆发后，原本互相防范的军阀不得不暂时放下矛盾，接受统一调度。
四川军阀刘湘的态度相当鲜明。1937年8月7日，他在南京国防会议上表示，四川可以提供兵员和粮食。随后，川军陆续出川抗战。刘湘本人也在部队出动后前往前线，不久因病在汉口去世。川军装备并不精良，却在淞沪、武汉等战场付出惨重代价。
云南的龙云同样交出了自己的主力。1937年8月8日，他决定调滇军第六十军出省抗战。这支部队后来参加台儿庄战役等作战，伤亡很大。李宗仁、白崇禧也把抗日视为当务之急，桂军在华东、华中战场留下了较深的战斗痕迹。
即便是西北的马步芳、马步青，也曾派出骑兵和步兵参加抗日作战。地方军队各有算盘，这一点不能回避，但在日本大举侵略面前，许多实力派至少明白一个道理：日军若继续推进，地方势力连保存地盘的机会都没有。
韩复榘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并非完全没有作战，而是在山东战局危急时保存实力的倾向十分突出。1937年日军南下后，韩复榘没有按照战区部署坚守黄河防线，部队后撤，山东局势迅速恶化。1938年1月，他在开封被处决。此事说明，名义上的参战与真正承担责任，差距非常大。
刘文辉被称为“西康王”。抗战时期，他控制西康地方军政，拥有数量可观的部队。西康地处川西高原，地势险峻，远离日军主要进攻方向，因此没有遭到日军直接占领。对刘文辉来说，这片地盘既是退路，也是扩张势力的空间。
1937年刘湘率川军出川后，刘文辉与这位长期争斗的族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刘文辉没有把主要兵力投入前线，而是继续经营西康，巩固地方统治。面对社会舆论，他曾捐款支援抗战，但捐款不能代替出兵，实际军事贡献自然十分有限。
有人劝他派兵，他据说只回答：“西康不能乱。”这类说法未必是逐字实录，却能反映当时地方实力派的共同心态：守住自己的地盘，比服从全国统一部署更重要。刘文辉的选择，正是这种地方主义的典型表现。
盛世才的情况更复杂。他在新疆掌权后，军政大权集中于一身，并依靠苏联援助维持统治。新疆远离抗日主战场，盛世才便以地理、交通和后勤困难为由，对中央要求始终保持距离。
他并非没有抗日姿态。新疆曾成为苏联援华交通线的重要区域，苏联援助中国的部分物资经过新疆转运。但这与新疆地方军队开赴抗日前线，是两回事。盛世才更关心的是政权安全，以及如何在苏联、国民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寻找依靠。
1937年以后，盛世才一度同苏联关系密切，对共产党人采取过合作姿态。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后，国际形势变化，他又逐渐倒向国民政府，并在新疆展开大规模清洗，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关押、迫害。抗战期间，他始终没有把新疆主力部队派往全国战场。
“新疆离前线太远，出兵也难有作用。”这是盛世才一贯使用的理由。问题在于，他把困难说成了借口，把军队牢牢留在自己手中。新疆没有被日军直接占领，既有地理因素，也有苏联屏障和国际格局影响，不能简单算作盛世才的抗战功劳。
1944年，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后来赴重庆任职。1949年，他随国民党政权撤往台湾，1970年病逝于台北。刘文辉则在1949年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部长，参与国家林业建设。两人的结局不同，却都说明一个事实：抗战年代，手里有兵并不等于承担了民族战争的责任，真正关键的是是否愿意把地方武装置于国家存亡的大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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