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黄克诚拒绝韩先楚到新四军三师任职，一向秉公持正的黄克诚，为何偏偏跟韩先楚过不去，这两位开国将军之间，到底结了什么梁子？
说起来，黄克诚和韩先楚红军时期的交集并不多，一个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的。直到抗战爆发后，黄克诚调到344旅当政委，韩先楚正好也在344旅当689团团长，成了上下级，接触才开始多起来。
按理说同为革命战友，应该越处越热乎，可偏偏相反，他们越处越别扭。矛盾的导火索，是两件事。
第一件：张绍东叛逃。
张绍东和韩先楚一样，都是红25军出身。这人早年很能打，长征跟着走下来了，八路军改编时直接当了115师344旅687团团长。那时候的主力团团长，含金量极高，只要他不掉队，1955年授衔时最低也得是中将。
可偏偏抗战初期，我军取消了政委制度。没了约束的张绍东，在参谋长兰国清撺掇下迅速腐化，1938年2月底直接叛逃了，这事把旅长徐海东气得当场吐血。
第二件：町店伏击战打得不如意。
1938年7月，344旅在町店设伏打日军。一开始打得挺顺，出其不意。可打着打着，部队老毛病又犯了，还拿当年打国民党那套办法，刚开打没多久就冲上去拼刺刀。这一招对付国民党军好使，对付鬼子可就吃大亏了。日军慌乱之后立刻组织反击，我军久攻不下，打到天黑日军增援来了，只好撤出战斗。
事后黄克诚评价说：要是当时先用迫击炮和机枪猛轰猛扫，把敌人打残了再冲锋，咱们伤亡能小得多，战果能大得多。
这两件事，一个暴露了344旅的人事问题，一个暴露了战术问题。中央意识到，这里头有“山头主义”的苗头，朱老总亲自来到344旅整训。
朱老总脾气大，把徐大将狠狠批了一顿。徐海东本来身体就差，这一批更撑不住了，直接回延安休养了。
徐海东一走，谁来当旅长？红25军的老部下田守尧主动请缨，底下很多人拥护。朱老总看他有威望，口头答应了。可电报发到总部，彭老总不同意，344旅是党的主力旅，不能搞成红25军的“独立王国”。于是总部决定，派中央红军出身的杨得志来当旅长。
消息传回来，田守尧觉得脸丢大了。朱老总明明答应了，好多人都祝贺过他，这下突然换人，他哪还抬得起头。他满肚子怨气，到处跟战友发牢骚，搞得整个旅都知道了。旅部开欢送徐海东的宴会，他赌气不去。
朱老总气得不行，要求344旅开会批评田守尧。可会开了，大部分人都不敢吭声，怕得罪人。朱老总当场发火：“你们开的是什么党委会？还配当共产党员吗？连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敢！”田守尧这才站起来做了检讨。
这事传到延安，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意识到，344旅必须彻底整顿。于是让黄克诚和代旅长杨得志大刀阔斧地干。
黄克诚作为政工干部，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心里难免对原红25军那拨“刺头”有些看法。再加上1938年4月，原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叛逃后到处拉拢旧部，黄克诚就更加警惕了。毕竟红25军也是从四方面军出来的，这种时候，宁可严一点，也不能出乱子。
大部分红25军的干部都表示服从，比如刘震就坚定地说：听中央的。可韩先楚不干了。韩先楚觉得，张绍东是张绍东，张国焘是张国焘，他们代表不了红25军，也代表不了红四方面军。
谁犯错就处理谁，凭什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他尤其不认同“红25军还有张国焘残余”这种说法。这话顶上去，黄克诚更生气了，于是韩先楚被冷处理了。
此后几年，韩先楚一直在黄克诚手下作战。1940年2月，黄克诚出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年4月，韩先楚被任命为新三旅旅长兼冀鲁豫三分区司令员，还是归黄克诚管。
两个都是硬脾气，磕磕碰碰在所难免。韩先楚实在觉得憋屈，1941年3月一气之下申请回延安学习，几年都没上前线。
到了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挺进东北。韩先楚也被派往东北工作，他好久没打仗了，手痒得很，想回第三师。毕竟那是老部队，战友都熟。可黄克诚一句话就挡了回来：“第三师不缺干部。”
最后还是林总罗帅等首长出面协调，把韩先楚安排到四纵。韩先楚也争气，硬是靠战功一步步打出了“旋风司令”的威名。
说起来，黄克诚和韩先楚的梁子，说到底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原则、纪律、作风上的分歧。但有意思的是，1959年黄克诚挨批，成了敏感人物，很多老部下都躲着走。韩先楚却偏偏不管那一套，他不但登门去看望抗美援朝时的老首长彭老总，还特意去见了黄克诚。
雪中送炭，最暖人心。那一次见面，往日的恩恩怨怨，都在风雨中散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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