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2年8月，深圳特区刚刚起步，宝安县城还带着明显的边陲气息。就在这个时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基建工程兵接到命令，集体离开军队序列，携带人员、设备和家属，向深圳汇集。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调动。
8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作出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对于这支长期承担国防工程、铁路、矿山和城市建设任务的队伍来说，脱下军装并不只是身份变化，还意味着熟悉的组织体系、生活方式和保障渠道同时发生改变。
大约两万名官兵来到深圳，连同家属在内，实际需要安置和供养的人数更多。那时的深圳，远不是后来高楼林立的模样。丘陵、荒地、滩涂交错，竹林和茅草随处可见，能够直接使用的住房、道路和公共设施都十分有限。
人到了，住处却没有准备好。
不少人只能先搭竹棚。竹子做骨架，茅草或毛毡遮顶，条件稍好一些的地方再铺上沥青材料。晴天时闷热，雨天时漏水，台风一来，棚屋能否撑住都成问题。床铺不够，就用毛竹搭通铺；没有像样的灶台，便挖坑支锅；饮水不足，只能打井或寻找临时水源。
一位老兵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最难的不是某一件事，而是吃饭、睡觉、喝水这些小事同时变得困难。今天看似寻常的生活条件，在当时都要靠自己一点点解决。
物资压力也随之而来。原有居民数量有限，突然增加的大批官兵和家属，使粮食、蔬菜、燃料等供应迅速紧张。部队过去有相对稳定的保障体系，到了地方，许多事情不能再等统一安排。有人开荒种菜，有人修路打井，有人负责搭建营房，工程队伍在解决自身困难的同时，也开始参与特区最早的建设。
真正棘手的变化，还在后面。
转业以后，部队性质转为企业单位。过去，官兵按照命令完成任务，工程从哪里来、资金如何安排、材料如何供应，通常有明确渠道。企业化之后，却要自己找项目、谈合同、算成本，还要面对招标竞争和工程风险。
这套规则，没人天然熟悉。
当时全国基本建设任务有所调整，传统工程来源减少，许多单位一度面临无活可干的局面。会施工，不等于会经营；能打硬仗，也不代表懂市场。有人带着图纸跑部门，有人拿着材料清单找项目，有人开始学习合同、预算和财务管理。
“军装脱了，饭碗还得自己挣。”这句话，反映了不少转业人员当时的处境。
他们并没有把困难简单归结为环境不好。工程机械开进工地，老兵成为项目负责人，过去的班长、排长开始学习企业管理。干部要懂经营，技术人员要懂核算，普通工人也要接受新的岗位考核。这个过程并不轻松，甚至伴随着收入、岗位和身份上的不确定。
有意思的是，最初帮助他们站住脚的，恰恰是军队时期形成的作风。能吃苦、守纪律、讲协作，这些品质不能直接替代市场经验，却能让一支陌生于经营的队伍保持稳定，不至于在困难面前迅速散开。
当然，企业不是部队，旧办法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过来。
过去大家集中生活，命令清楚，奖惩明确；转为企业后，人员分散到不同工地，工资、效益、岗位和利益分配逐渐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单靠政治动员不够，单靠行政命令也不够，企业必须建立责任制度、核算制度和相应的激励办法。
这是一道比搭棚子更难的题。
各单位一面学习现代企业管理，一面保留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传统。项目上缺人，干部下工地；施工遇到险急任务，老骨干带头顶上。原来依靠军队编制维系的凝聚力，开始转化为对企业、工程和集体责任的认同。
深圳早期建设需要的不只是资金和设备，也需要一批能够在空白处开路的人。基建工程兵带来的机械、技术和组织经验，填补了特区初创阶段的大量缺口。他们修建厂房、道路和基础设施，也在摸索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
从军人到企业职工，再到深圳市民，身份变化并非一夜完成。有人不适应，有人离开，也有人在反复碰壁后学会了与地方部门打交道，学会了按合同办事，学会了把“完成任务”变成“创造效益”。
两万人面对的，既是荒滩陋棚，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时代课题。没有现成经验可抄，没有成熟模式可照搬，只能一边搭建生活，一边搭建企业；一边寻找工程，一边寻找自己的新位置。那些曾经在军营里磨炼出的坚韧，最终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落实到一口井、一间厂房、一条道路和一份份合同里。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