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三次为郑维山安排工作均无果，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先后为其发言

1981年秋，北京，郑维山刚结束一场谈话。有人向组织反映，他过去“看重名利地位”。面对这顶帽子，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没有发火，只是把自己的经历摆了出来，说明自己为何从来没有争过职务。

1954年，郑维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数月后，军委调他回京，彭德怀曾两次找他谈话，准备让他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没有顺势接受，而是几次提出由朱良才担任司令员，自己任副职。

这不是客套话。此后14年，他一直在副职岗位上工作，服从组织安排，承担具体任务。后来有人把他描述成“闹名利、争地位”，郑维山便反问：“我什么时候因为职务问题闹过情绪？”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郑维山长期离开军队的，并不是战场上的失误，而是特殊年代里复杂的政治风波。1971年1月28日，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随即离开原有岗位。

“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接到通知，被安排到安徽工作。他没有四处申辩，也没有拖延，像战争年代接到命令那样，立即清理文件、收拾行装，带着家人离开北京。

到了安徽，组织为他配备秘书和炊事员，住所外还安排警卫。由于正值冬季，实际工作并不多，他便坐在火盆旁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后来又被调到白湖农场参加劳动。

有人见他下地干活，半开玩笑地说：“首长，我以为你只会领兵打仗。”郑维山回答：“我是农民出身，种地总还会吧。”

这句话并非故作轻松。那段日子里，他常对家人说，自己做过什么，应该受到处分还是得到肯定，心里是有数的。组织没有作出结论之前，他选择等待，而不是用过激方式证明自己。

1976年接连发生的变故，使他的处境更加沉重。周恩来于1月8日逝世，消息在次日传开；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郑维山在农场听到这些消息后，数日不思饮食，家人只得赶去照料。

转机出现在1978年年底。12月29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研究郑维山的问题，要求尽快查清。1979年初，他被允许先回北京，等待总政治部重新审查。离开北京整整8年后，他再次走过长安街，老战友许世友见到他，脱口说道：“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你！”

回京之后，郑维山没有急着为个人申诉。他向有关方面提出，应该先查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因为这顶帽子牵连了北京军区部队和许多干部。个人得失可以放一放，历史事实不能含糊。

经过复查，相关问题逐步澄清。总政治部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仍说个人问题只是枝节，不必单独耗费太多人力。徐向前得知后，把他请到家中，劝道：“组织给你作出结论，也是对你负责，不能留下个人历史上的遗憾。”

郑维山接受了劝告，配合调查，逐项说明情况。1980年10月21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下发了对郑维山问题的审查结论，对他作出正确评价。

平反并不意味着马上恢复工作。1981年9月，中央军委研究重新安排郑维山职务，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表示同意。可当方案准备提交讨论时，又有人提出异议。

类似情况先后出现多次，安排工作一再受阻。聂荣臻和徐向前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种怀疑缺乏事实依据。李先念则说得更直接：“郑维山不是能不能打仗的问题，而是能打大仗、打恶仗的问题。”

这几位老同志的发言，分量不只来自职务，更来自共同经历。他们了解郑维山的作战能力，也清楚他的性格：敢于负责，服从命令，却不善于经营个人关系。对此类干部，若只凭片面反映作判断，难免失之偏颇。

邓小平最后明确表示：“那就让他去甘肃吧。”1982年12月，郑维山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重新走上岗位后，他把精力放在战备、部队建设和干部培养上，很少谈及个人遭遇。

在兰州军区任职期间，他还处理过一件看似细小的事情。西北瓜果丰收时，军区过去常向中央国家机关和军委总部运送土特产，群众对此有意见。郑维山听到后说，公家东西不能成为走后门的敲门砖，随即要求停止这种做法。

后来，聂荣臻夫人治病需要冬虫夏草，秘书曾请兰州军区帮忙采购。郑维山没有动用公款，而是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两小袋，亲自送到北京。聂荣臻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这是你自己买的。”

1987年离开兰州时，郑维山只带走几只纸箱，并当面交清党费、伙食费和电费，逐件清点公物。2000年5月9日1时10分，他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同年6月12日，家人遵照遗愿，将骨灰撒在大别山青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