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批评彭雪枫搞山头主义，彭怒拍桌子反驳：有山头但无主义！

1935年11月30日，陕北，毛泽东与彭雪枫的一次谈话，因一张被拍响的桌子，留下了关于“山头”的深刻讨论。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部队经过整编，原有的番号、建制和干部配置都发生了变化。彭雪枫担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队伍中既有原红三军团的干部，也有来自红一军团的领导成员。

编制变了，人心未必马上跟着变。

一些原红三军团的指战员心里不平衡：既然队伍主要由三军团人员组成，为什么纵队领导中还有不少干部来自一军团？这种情绪若只看表面，似乎只是职务安排问题；往深处看，却牵涉部队传统、战斗经历和干部之间的信任。

毛泽东听到反映后，没有绕弯子。

他对彭雪枫说：“二纵队出现不团结，这里面有山头主义。”

彭雪枫性格直，军事上敢担责，谈问题也不喜欢拐弯。他认为，部队长期分散在各个根据地作战，形成不同的战斗集体，这是战争环境造成的客观现象，不能一见到人员来源不同，就把问题上升到“主义”的高度。

毛泽东拍了桌子。

彭雪枫也拍了桌子：“有山头，但没有山头主义。”

这句话听起来冲，但并不是为某一支部队争地盘。彭雪枫的意思是，革命队伍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不同的根据地和军事单位，各有自己的历史、干部和群众基础。它们像一座座山头，却不等于彼此割裂，更不意味着要把局部利益置于党的事业之上。

井冈山、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陕甘等根据地，都经历过独立作战的阶段。部队在艰苦环境中自筹粮饷、发展武装、培养干部，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和队伍特点。这些特点不能简单抹掉，否则容易伤害干部和战士的感情，也会让许多人产生“自己的历史不被承认”的失落。

真正危险的，不是山头本身。

危险在于把山头变成封闭圈子，按地域和资历排斥异己，只认熟人，不认组织；或者把局部经验绝对化，遇事只替本单位打算，不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前者是情绪和习惯，后者才逐渐带有宗派主义性质。

彭雪枫的辩解，实际上把两个问题分开了：一方面，要承认各支队伍的历史差异；另一方面，不能放任这种差异发展为派别对立。毛泽东听完后沉默片刻，承认他的说法有道理。这样的谈话，并不是谁压倒了谁，而是把一个容易被简单处理的问题掰开了看。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后来对彭雪枫的安排，也体现了这种用人思路。彭雪枫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又承担重要军事任务。能提出不同意见，并不意味着不讲组织；关键要看出发点，是维护局部小圈子，还是为了把问题说清楚。

类似的协调，也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军政关系中。

抗日战争时期，高岗担任陕甘宁边区的重要职务，萧劲光负责留守兵团。留守部队承担保卫边区、维持交通和守护机关等任务，但军队驻在地方，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粮食、民政和治安支持。两方面若缺少沟通，行政关系和军事关系就容易出现摩擦。

萧劲光一度认为，留守兵团直属中央，不必事事向西北局汇报。毛泽东对此提醒他，军队驻在地方，就应当尊重地方组织；军政之间有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萧劲光后来作了检讨，也主动同高岗沟通。

这件事说明，消除山头不能只靠批评口号，还要靠制度边界和相互尊重。军队有军队的指挥系统，地方有地方的工作权限，但二者不能彼此隔绝。把关系理顺，山头之间才不会变成墙。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党内讨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有人主张不应照顾各个山头。毛泽东却认为，山头既然是历史形成的，就不能假装不存在。只有承认它、照顾它，才可能逐渐缩小它，最终使各个部分真正融为一体。

因此，曾经犯过错误的王明、博古，仍被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计票时，有人报告两人的票数不理想，毛泽东表示，七大应当成为团结的大会，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能够改正，就不应被简单排斥。

结果，王明和博古都当选，但票数位列中央委员中的末位。这个结果既没有回避历史问题，也没有把犯错者彻底推出组织之外，保留了批评与团结之间的边界。

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77人，来源较为广泛：中央及军委机关18人，陕甘宁边区9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华北各战略区22人，华中及新四军15人，国统区11人，在苏联的2人。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不同经历的干部，进入同一个中央领导集体。

彭雪枫那句“有山头，但没主义”，并非替山头开脱，而是在提醒人们：历史形成的差异可以被看见，派别化的倾向必须被约束。处理复杂关系，不能只靠扣帽子，也不能只讲情面，既要承认现实，又要把各支队伍放进党的统一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