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飞弄”走出来的教育家

蔡元培故居一侧风景（本文作者提供）

《蔡元培坐像》 刘开渠 雕塑 （本文作者提供）

　　一

　　8月17日，绍兴。

　　孑民图书馆坐落在蔡元培故居旁边，故居的白墙青瓦隔着一池清水，成为孑民图书馆窗外的一幅水墨画。馆内的展览用一件件字画、照片和简短的文字史料，详尽而生动地再现了蔡元培的一生。

　　在这里，蔡元培不再是写在历史书中的教育家、改革者，他首先是一位青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时代洪流与坎坷的家国命运，一步步作出自己的选择。考取进士时，他留着长长的辫子、戴着礼帽——那时的蔡元培还没有戴眼镜；后来与志同道合的同人决意有所作为，一刀剪去辫子，他曾在《自述》中回忆当年的歃血而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于每纸上，宰一鸡，淋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照片中目光坚定的青年人就这样踏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

　　步入中年，他渐趋沉稳，并笔耕不辍，他说“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中年蔡元培决定赴德留学，他曾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说明，此番远赴是为了“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这也是他终其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穿起洋装，手插着兜，面对着镜头毫无怯意，一个考取过翰林、投身过革命的人，重新坐进莱比锡大学的课堂。曾经的进士一步步走进了20世纪，怀揣了更加明确的使命与抱负。从科举到革命，从绍兴走向欧洲，再带着新的知识回来，投入民族与国家的教育建设。蔡元培由此开始了他改革与革新的后半生。

　　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进入公共记忆，并不只是因为相关的研究者不断写作、考证和阐释。图书馆、故居、纪念馆、学校乃至一座城市，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存和重新讲述他。

　　旧居斑驳泛白的门敞开着，门前的矮松与飞檐格窗一同构成一幅寂静的画作。踏入这座宅邸，仿佛也走到了晚年蔡元培回忆自己一生时落笔的起点——这座“笔飞弄故宅”。他曾详细记述过这座宅子的格局和家人的居住情形，宅子坐北朝南，一个大家庭共同居住，蔡元培住在一楼一底的长房。如今的屋内仍保留着旧时的格局，添置了一些陈设，供来访者想象那些不曾见过的历史。

　　宅子里的少年曾在这里读《千字文》《神童诗》，学写八股文。他曾回忆：“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母亲“仁慈而恳切”的品性和父亲的敦厚，共同构成了蔡元培最初的家庭教育。私塾先生想必也给年少的蔡元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他仍记得先生号“仰蕺山房”——蕺山就在笔飞弄附近——喜欢讲吕留良、曾静案、朱陆异同，尤其敬仰刘宗周。

　　在层层屋宇围合的一处转角，有一口小小的、如今已被填埋的井。抬头望去，交叠的屋檐只留出一方天空，文墨深厚的绍兴，曾是这个好学少年的全部世界。与史料研究解释一个人的方式不同，故乡绍兴则保存着他的来处，留下一些生活过的空间和痕迹。

　　走出故居，一只鸟落在房屋的屋脊上，日光打落，它停在那里久久未动，与这面白墙一同入画。

　　二

　　距蔡元培故居一箭之地的绍兴饭店内，“兼容并包·五育并举：蔡元培教育思想当代价值”学术会议举行。

　　新版《蔡元培全集》静静地摆在会议室前方的长桌上。这套12卷28册的鸿篇巨制，历时8年编纂完成，以类编方式整理蔡元培著述，新收入过去全集未收文献超过百万字。对一个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研究史的现代人物而言，今天仍有如此大量文献等待重新整理和阅读，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与桌上静默的全集相映照的，是来自学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与会者。他们相聚一堂，围绕蔡元培留下的思想、教育实践及其当代意义展开热切讨论。会上的“争辩”有时言辞激烈，却始终不失儒雅，台下笔记本的键盘声音也此起彼伏。同一个问题，可以因为材料和视角的不同，走向截然不同的解释。学者们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让人想起蔡元培后来回忆北大不同学派并存时说过一句很平常的话：“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新与旧、革新与保守、东方和西方彼此辩驳，而他希望保留的，恰恰是不同思想能够同时存在，彼此争论，又互留余地，正如他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无论在哪个时代，思想真正碰撞起来，总是令人兴奋。争论之时各执一词，散场以后仍可以把酒言欢。真正令人意犹未尽的，未必是谁终于说服了谁，而是一个问题可以沿着不同的思路生出分歧，又在彼此的辩驳中继续生长；几句话过去，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蔡元培留下的思想也是如此，它们孕育于一个世纪前，却在当下依然有着无尽的活力。

　　如果说会议上的蔡元培以论文、概念和问题的形式展开，那么故居中的蔡元培，则使这些思想重新获得了人的形象。我们实在是太过熟悉蔡元培了——“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美育代宗教”……这些词几乎成为名字的影子。新的文献不断出现，新的讨论也不断展开。它们丰富着已经成为“常识”的判断，也为重新讲述蔡元培提供新的可能。故居与图书馆中陈列的史料则承担起更为鲜活的任务，照片、手迹、书信、书籍……所有材料被重新铺陈成一轴长卷。那些原本散落在档案、全集和数据库中的材料，有了尺寸，有了光线，也有了历史与今天之间可感的距离。这些细小的材料未必只是给已有结论增加一条注脚，有时候，它们也会让一个已经讲述多年的故事显出新的轮廓。

　　三

　　8月29日，天津。

　　再见蔡元培，是在美术馆里。“蔡元培和他的时代：20世纪中国美育的历史进程”美术作品巡展在这里开幕。

　　展厅入口处，是刘开渠创作的铸铜《蔡元培坐像》。肃穆的背景衬托着这座高大的坐像，青铜本身的厚重质感同这尊雕像承载的历史意义彼此重叠。展览中，蔡元培的形象作为一个共同的主题，反复出现在不同艺术家、不同媒介的作品中。他的时代，在用不同的方式记录着他。

　　蔡元培讨论美育，自然有自己的思想来源和历史关切。但20世纪中国美育的历史，无论如何不能只由蔡元培一个人的思想构成。美育进入学校、艺术院校、社会教育、美术馆、艺术创作，也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它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教育者、艺术家和普通人共同参与的历史实践。“他的时代”因此成为这次展览格外重要的部分。如果只是讲蔡元培，我们很容易再次进入伟人叙事，一项事业似乎因一个人的远见而诞生，此后历史不过是这一思想的展开。但“他的时代”提醒我们，蔡元培所提出和推动的美育，是在20世纪中国巨大的制度、社会与文化转型中发生的。艺术教育机构的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发展、艺术家的创作和教学、公共文化空间的出现，都参与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美育”。一个人的思想只有进入时代，才能真正看见它的历史分量。

　　在众多围绕蔡元培而创作的画作和雕塑中，一张刘半农拍摄的蔡元培半身像格外特别。略显暗淡的黑白照片置身于或鲜艳、或沉郁的油画和版画之间，它挂在展览的前半部分，注视着展厅里的作品和往来的游人。照相机是一种独特的媒介。拍摄者先于后来的观看者观看并记录了那一瞬的场景，我们就这样透过刘半农的镜头，看到了一个世纪前，他眼中的蔡元培。照片中是后人最熟悉的模样：蓄着唇上的胡须，戴着眼镜，穿一件盘口大褂，脸庞已经有些瘦削。他略带笑意，又仿佛因为友人的镜头凑得太近而有一点儿拘谨——那时还没有可以轻易拉远距离的变焦镜头。站在这张照片前，展览中那些经过描绘、塑造和叙述的蔡元培，似乎都有了一个具体的所指。照片被镶嵌在一只木制小相框里，沉默地留下历史中的一个人：一位教育家，一位学者，一个真实地生活过的、慢慢老去的人。

　　展览的最后，是两面红墙。一面墙上铺陈着蔡元培漫长的学术与教育足迹，他书写过的每一封信函、文章，在亲力建设过的北大和一所所艺术学校中发表的讲话、题字和笔迹，长长的时间轴是永无止境的精神；另一面墙上则出现了许多名字和照片，鲁迅、刘海粟、萧友梅、徐志摩……这些近代以来的艺术家、教育家、理论家，有人受过他的提携，有人得到过他的资助，有人同他一起参与新的艺术教育事业。走到这里，蔡元培个人的身影渐渐退入更深的历史背景，一幅更加辽阔的20世纪中国现代美育的图景由此展开。

　　从绍兴到天津，我见到的是不一样的蔡元培。在会议桌上，他是不断被重新考证和解释的研究对象；在孑民图书馆和故居里，他是那个拥有理想和使命的青年人；在美术馆的展厅中，他融入了一部辽阔的20世纪中国美育史。也许，这正是今天纪念和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的方式。历史研究并不追求一个亘古不变的答案，新的材料不断出现，问题也会随之改变。唯有不断追问、探索、分析、争辩，方能够抵抗历史长河的遗忘。新的《蔡元培全集》还在扩展我们认识蔡元培的史料边界，学术会议仍在重新追问那些已经熟悉的问题，故乡的图书馆和故居保存着他的痕迹，新的展览又将他放回20世纪中国漫长的美育进程。

　　蔡元培并不只是一个值得被纪念的名字，他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最终从一个人走向他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重逢，都是一次新的相遇。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蔡元培研究会）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20日 第04版

作者：石萱仪